阎锡山在15日发出致张杨的函电：“两兄震机电及汉兄元未电诵悉，环读再三，惊痛无似！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请兄等谅察，善自图之。”
韩复榘在21日以密码形式致电张学良，称赞张氏之非常行动为“英明壮举”，并通知张、杨，他的部队将“奉命西开，盼两军接触时勿生误会”。
刘湘在19日致张学良的电文中认为张对蒋的行为“无非欲促成抗敌救国之伟业，以求我国家民族之生存”，指出“内战必致亡国，无待赘言，必须避免军事接触，速求政治解决”。
龙云在得到部下可靠消息后于14日通电中央，称拥护中央既定政策。又致电张学良，认为其发动事变“自属谋国俱有苦衷”表示同情，但指出此举影响国家前途“务盼再加思索，为国家保一线生机，为环境留相当余地。”
马步芳于15日决定发通电响应国民党中央。遂由姚钧草拟“删”电，即将拍发时，又接受了马绍武、陈显荣的建议，为表白自己对蒋的所谓竭诚拥护，竟将15日签发的电文日期提前两天，改为13日发出的“元亥”电。电文中向南京行政院、军事委员会表明：“顷据广播电台电讯，惊悉西安发生事变，张杨劫持委座等语，消息传来，全青震惊，除严饬所部一面加紧剿灭河西**，一面防制兰州叛军之扩大，保境安民，敬候佳音外，敬恳详示确情，以便遵循。青海虽处四面敌匪之艰苦环境，芳等只知为党国尽忠，为季座效力外他无所顾，合并呈明，敬请钧鉴”。
李宗仁等于16日通电全国，主张停止内战、建立抗日**，举国一致对外，桂系军队北上抗日。
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走向抗日。 派周恩来赴西安参加谈判，促进事件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24日，蒋介石签订六项协议，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12月26日，蒋介石最后获得释放回到南京。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停止了”安内攘外“政策，迫使国民**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巴黎《救国时报》认为“发生这样重大的内争，对于目前中国民族生死所系之一致团结，御侮的运动上，实为深可痛惜的事件。”
1936年12 月14 日美国《民声讲坛报》评论道：“张学良此次行动，适足以肇害中国，而西方各国在远东保有利益者，亦为之感觉不安矣。
美国《纽约时报》，“蒋介石将军，虽已失去自由，但中国政局仍为彼所操持，全世界闻讯之余，皆为之震惊。足见全世界均认蒋氏，为中国最大领袖，而自动推崇之。”
英国《泰晤士报》评论：“张学良之叛变，或已救助日本**，盖日本之对华政策，乃与德缔结**协定，已引起多数政治家之抨击也。”
1936年12 月21 日意大利外长齐亚诺致电张学良：“汝系吾友，兹若与共产党联盟，即成吾敌，中国苟无蒋介石将军，即不见重于人。”
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的社论：“张学良将军曾有充分可能抵抗日本侵略，其军队亦曾有热烈之战态，然张将军本人乃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他乃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俨然高揭抗日旗帜，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侵略品。”
轰轰烈烈的西安事变也圆满画上了句号，中华暂时完成了合作统一抗日，枪口一致对外，抵御外辱，张将军送老蒋回南京这一送不要紧再也回不来了，李明知道国内暂时统一了心里还是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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