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六年八月初一，晨钟刚响过三声。
张子麟一身青色官服，步履稳当地踏进大理寺的门槛。
值夜的差役躬身行礼：“张寺正早。”
“早。”张子麟颔首，穿过前院时，目光在那棵老槐树上停留片刻。
晨光熹微，树影斜长，几只麻雀在枝头跳跃。
值房里已点起灯烛。李清时来得更早，正伏案阅卷，听见脚步声抬头：“子麟兄，今日应天府送来三桩复审案，其中一桩盗窃案疑点颇多。”
“先泡茶。”张子麟褪下外袍挂好，从柜中取出一包金陵雨花茶，“慢慢说。”
茶香袅袅中，两人开始了一日的公事。
这已成为九年来的常态——点卯，阅卷，议案，批驳。
不同的是，如今他们肩上的担子更重，眼中的神色也更沉静。
那桩盗窃案表面寻常：城南布商称库房失窃上等绸缎二十匹，指认铺中伙计所为。
案卷记载，伙计最初喊冤，后经府衙刑讯招供，现押在监，只待大理寺复核后结案。
“刑讯三次才招。”李清时指着卷宗某处，“第一次杖三十未招，第二次夹指未招，第三次跪链两个时辰后认罪。认罪状上的手印，指节处有淤痕未消。”
张子麟接过卷宗细看。供词条理过于清晰，像有人提前拟好；失窃绸缎的花色数量，与布商年初进货账目对不上；更可疑的是，那伙计家中老母病重，案发前三日刚预支半年工钱抓药，何须冒险偷窃？
“发回应天府重审。”张子麟提笔蘸墨，“疑点七处，逐一列明。告诉他们，若再刑讯逼供，本官亲自去查。”
朱批落下，力透纸背。
这样的日子一日复一日。
案卷堆了又散，散了又堆。有杀人重案，也有田土细故；有豪强欺压良善，也有刁民诬告乡邻。
张子麟与李清时如同两位老匠人，在纷繁复杂的供词、证物、勘验记录中，仔细辨认真相的纹路。
九月重阳那日，大理寺休沐。
张子麟携妻儿登栖霞山。
七岁的儿子长安自己爬着石阶，五的女儿宁儿则趴在父亲背上，小手搂着他的脖子。
登上山顶，金陵城尽收眼底。
秦淮河如玉带蜿蜒，钟山如屏护卫，街巷纵横如棋盘。
谷云裳指着远处：“那儿是不是大理寺？”
张子麟眯眼望去，在密密麻麻的屋宇中辨认出那座熟悉的院落。
九年了，他第一次从这个角度俯瞰自己每日奔波的地方——不过城中一方青瓦院落，却承载着多少人的生死荣辱。
“爹爹以后不去那里了吗？”长安仰头问。
“快了。”张子麟摸摸儿子的头，“爹爹要去别的地方当差。”
“哪里？”
“还不知道。”张子麟望向北方，天际流云舒卷，“圣旨到哪儿，就去哪儿。”
十月中旬，一桩陈年旧案送到案头。
弘治二年，句容县民妇周氏状告乡绅霸占其家田产，反被诬陷“刁民诬告”，杖责三十，枷号三日。
周氏不服，层层上告，皆被驳回。
去年冬，周氏病故，其子继续鸣冤，直至案卷送至大理寺。
卷宗很薄，证据似乎确凿：地契、中人证言、乡约具结，皆证明田产属乡绅所有。
但张子麟注意到一个细节——所有文书上的墨迹，色泽深浅一致，不像经年旧物。
“去库房调弘治元年，至三年的官用纸样。”他吩咐书吏。
比对结果印证猜测：那些所谓“旧契”，用的却是弘治四年，才在句容县推行的新式官印纸。
李清时当夜便带人赶往句容。三日后回返，带回真正的老地契——藏在周氏儿子贴身衣物的夹层中，已磨损得边缘发毛，但红印赫然，正是周家祖产。
“那乡绅买通了县衙户房书吏，重造了全套文书。”李清时风尘仆仆，眼中却有光，“中人、乡约都被威逼利诱作伪证。周氏儿子说，母亲临死前攥着他的手说：‘天地间总有讲理的地方’。”
张子麟默然良久，提笔写下判词：“伪契作废，田产归还原主。涉事乡绅、书吏、作伪中人，一律按律究办。句容知县失察，记过一次。”
复核判决下发那日，金陵下了入冬第一场雨。
张子麟站在廊下看雨丝如织，忽然想起王氏给的那个荷包。
他从怀中取出，香灰早已在奔波中散尽，只剩空囊，但细密的针脚依然整齐，像极了那些底层百姓顽强求生的意志——微弱，却坚韧。
十一月的案件格外多。
年关将至，各地衙门都想在年前结清积案，有些便草草了事。
大理寺的值房里，驳回复审的公文如雪片般飞出。
有一桩卫所军户互殴案，看似寻常斗殴，李清时却从伤口勘验图中看出蹊迢：死者脑后伤口呈三角状，而被告所用柴刀刃口平直。
“是第三件凶器。”张子麟指着图说，“去找。”
差役在案发地附近的沟渠中，找到一把锈迹斑斑的三棱军刺——属于卫所某个百户的亲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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