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海疆的警报与四大将分镇诏书的墨迹未干，临安皇城之内，另一项关乎国本、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在深思熟虑与各方势力的微妙权衡后，终于由皇帝赵构颁下明诏：命皇太子赵玮，自即日起，以储君之身“监国”，总揽日常政务，历练国事。
这道诏书，看似寻常——储君监国，历代有之，多为皇帝出征、巡幸、或有意培养继承人之举。
然而，在当下南宋面临蒙古空前威胁、皇帝年事渐高、且朝廷内外对太子能力尚存疑虑的复杂背景下，此项任命，绝非简单的“历练”二字可以概括，其背后蕴含着赵构深远的政治布局与无奈的现实考量。
赵构对太子赵玮的感情是复杂的。这是他唯一的皇子，帝国的法定继承人，血脉所系，国本所寄。
他自幼悉心培养，延请名儒教导，期望其能成为守成明君。
然而，赵玮的性格，却与在乱世中沉浮数十年、历经风波诡谲的赵构颇不相同。
赵玮受儒家经典教育甚深，性情更偏仁厚温和，喜读书，重礼法，但对军政实务、尤其是当前严峻至极的战争威胁与错综复杂的朝堂斗争，缺乏足够的历练、魄力，乃至……某种赵构认为必要的“狠劲”与“诡诈”。
在赵构看来，这个儿子，做个太平天子或可，但在此“神州陆沉迫在眉睫”的非常时期，能否担得起千钧重担，他心中并无十足把握。
然而，时间不等人，形势更不等人。
蒙古的威胁与日俱增，边境战云密布，朝廷内部的恐慌、投机、妥协之声也时有泛起。
赵构自己年事已高，精力已大不如前，近年来更常感心力交瘁。
他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能够代表皇权、稳定中枢、协调各方、并在他万一有不测时能迅速接掌大局的“副手”。
这个人选，只能是太子。
但直接让太子监国，风险亦巨。
太子年轻，威望未立，经验不足，若处理政务稍有差池，或被朝中老臣、边镇大将轻视，或被主和派、投机者利用，甚至可能因决策失误而影响抗蒙大局，动摇国本。
如何既赋予太子实权，让其得到真正锻炼，又能有效控制风险，确保朝局稳定、国策延续，是赵构必须解决的难题。
于是，这道“命太子监国”的诏书，经过了枢密院、中书门下、翰林学士院等多番商议润色，措辞极为考究，既赋予权力，又设下重重“护栏”。
诏书首先盛赞太子“仁孝聪慧，学殖日深”，然后指出“今国事多艰，北虏猖獗，朕宵旰焦劳，恐有未逮。
皇太子年德渐长，宜预闻机务，以分朕忧，亦为宗社储副之备。”
明确点出了“国事多艰”的背景和“分忧”、“储副”的双重目的。
接着，诏书明确了太子的权责：“可于东宫设‘监国理政所’，每日视朝，与宰执、枢密共议军国重事。
凡常行政务，六部诸司章奏，先呈东宫披阅，提出处理意见，再送朕裁定。
遇有紧急边报、重大刑狱、高级官员任免、巨额钱粮调度等事，仍需即时奏闻朕前，由朕最终决断。”
这一定位非常巧妙：太子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代理皇帝”，而是拥有“预闻机务”、“披阅章奏”、“提出意见” 的权力，并“与宰执、枢密共议”，但“最终裁定权” 仍在皇帝手中，尤其保留了重大事项的最终决策权。
这既让太子能接触到核心政务，参与决策过程，积累经验，又避免了其因经验不足而可能做出的错误决断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
同时，“与宰执、枢密共议”的规定，既是让太子向这些老臣学习，也是让这些重臣对太子的决策形成监督与制约。
诏书还特别强调：“监国期间，太子宜虚心纳谏，尊礼大臣，熟谙民情，明察秋毫。
凡所处置，务求公允，以国事为重，不得徇私。
内外臣工，亦当悉心辅佐，恪尽职守，不得因太子年轻而有轻慢懈怠之举。”
最后，诏书任命了两位资深、持重、且忠诚可靠的重臣——同知枢密院事、资政殿大学士杜范 与参知政事、端明殿学士李宗勉——为“太子监国侍讲、辅弼大臣”，常驻东宫，协助太子处理政务，答疑解惑，并负有规谏、引导之责。
此二人皆以清正耿直、熟悉典章、处事稳妥着称，是赵构为太子精心挑选的“护航者”与“过滤器”。
诏书颁布，朝野震动。
支持者认为，此乃固国本、培储君、分君忧的明智之举，尤其在危难之际，能让太子早日熟悉艰难时世，与重臣建立信任，利于政权平稳过渡。
反对或疑虑者，则担心太子年轻，易被左右，或与宰执发生矛盾，影响政务效率，更怕在战和等大政方针上，太子与皇帝意见不一，造成朝局分裂。
边镇大将如吴玠、余玠等人得知，则更多是持观望态度，他们更关心的是朝廷的抗敌决心与后勤支持是否会因权力结构的微妙变化而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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