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三年二月初一，北京紫禁城。
乾清宫东暖阁内，炭火烧得正旺，但崇祯皇帝朱由检却感受不到丝毫暖意。
他裹着一件半旧的貂皮大氅，坐在御案前，手中拿着一份刚刚送到的奏疏，脸色铁青。
奏疏是户部尚书李待问递上来的，上面密密麻麻列着各省拖欠的剿饷数额：河南欠一百二十万两，山东欠八十万两，陕西欠六十万两，湖广欠四十万两……总计拖欠超过五百万两。
五百万两！这个数字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崇祯心上。
辽东战事吃紧，宁远失守后，山海关防线告急，洪承畴作为锦辽总督，回防满清对锦宁防线的进攻，急需军饷。
湖广、河南剿寇战场，杨嗣昌连连告急，左良玉等部官兵已经好几个月没发饷，军心浮动；京营官兵的饷银也拖欠了数个月，再不发恐生兵变。
“钱！钱！钱！”崇祯猛地将奏疏摔在地上，声音嘶哑，“朕的大明，难道就穷到这步田地了吗？”
司礼监太监王承恩连忙跪下：“皇爷息怒，保重龙体……”
“息怒？朕怎么息怒？”崇祯站起身，在暖阁里来回踱步，“辽东要钱，剿寇要钱，赈灾要钱，处处要钱！可国库呢？空空如也！那些藩王、勋贵、官员，家里堆着金山银山，却不肯拿出分毫！他们眼里还有没有朕这个皇帝？还有没有这个国家？”
他越说越激动，忽然剧烈咳嗽起来，咳得弯下腰去。王承恩急忙上前搀扶，却见崇祯手帕上染了一片殷红。
“皇爷！”王承恩失声惊叫。
崇祯摆摆手，示意无碍，但脸色更加苍白。他喘息片刻，重新坐下，眼中满是疲惫与绝望。
“传旨，”他最终开口，声音低沉，“严令各省督抚，限期催缴剿饷。二月内，必须补齐拖欠之数。有敢拖延者，革职查办；有敢抗命者，以谋逆论处！”
这道旨意，很快以八百里加急发往各省。
二月初五，圣旨送到河南开封。
巡抚李仙风接旨后，面如死灰。他来到河南不过半年，所见皆是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百姓连树皮草根都吃光了，哪里还有钱粮交税？
“抚台，”布政使苦着脸说，“河南大旱三年，十室九空。去年征收剿饷，已逼得民变四起。如今再催，只怕……”
“只怕什么？”李仙风惨笑，“只怕百姓造反？可圣旨已下，若不催征，你我的脑袋就要搬家。两害相权，你说该怎么选？”
堂下官员沉默不语。他们都知道，这是道送命题。催征，百姓反；不催征，朝廷斩。横竖都是死。
最终，李仙风咬牙下令：“传令各府县，加派人手，下乡催征。敢有抗税者，锁拿入狱；敢有聚众闹事者，格杀勿论！”
这道命令，如同一把火，投进了早已干透的柴堆。
就在开封府严令催征的同时，杞县正经历着一场空前饥荒。
杞县位于开封东南，本是一片沃土，但连续三年大旱，让这里变成了人间地狱。田野龟裂，寸草不生，河流干涸，井水枯竭。
百姓们先是吃光了存粮，接着吃光了种子，然后开始吃树皮、草根、观音土。到了崇祯十三年二月，连这些都没得吃了。
杞县城内，街道上随处可见倒毙的饿殍。有的全家死绝，尸体腐烂在屋里，无人收殓。活着的人面黄肌瘦，眼窝深陷，走路都打晃，不知明天是否还能睁开眼。
县令宋兆雄坐在县衙后堂，看着桌上堆积如山的公文，眉头紧锁。这些公文，一半是开封府催征剿饷的严令，一半是各乡里正报上来的饿死人数。两边都在催命，他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老爷，”师爷小心翼翼道，“青龙岗的李公子求见，已经在外面等了一个时辰了。”
“李岩？”宋兆雄皱眉，“他又来干什么？不见！”
“老爷，李公子是本地举人，家世显赫，还是见一见吧。况且他之前捐献了二百石米赈灾，也算对县里有恩……”
“恩？”宋兆雄冷笑，“他那二百石米，引来了多少麻烦！要不是他带头捐粮，那些饥民怎么会闹事？不见！”
话音刚落，外面传来一个清朗的声音：“宋县令既然不愿见学生，学生只好硬闯了。”
门帘一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青衫文士走了进来。他身材修长，面容清俊，虽然衣着朴素，但气度不凡，正是李岩。
宋兆雄脸色一变：“李岩！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擅闯县衙后堂！”
李岩拱手施礼，不卑不亢：“学生实有要事相商，不得已出此下策，还望县令恕罪。”
“什么事？”宋兆雄没好气地问。
“赈灾。”李岩直截了当，“学生刚从乡下来，沿途所见，触目惊心。青龙岗一带，十户已饿死七八。再这样下去，不出一个月，杞县就要变成死城了。”
宋兆雄烦躁地挥挥手：“本官知道！可有什么办法？朝廷催征剿饷的文书一道接一道，本官自身难保，哪有余力赈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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