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猴山大捷后的半个月，湖广局势急转直下。
张献忠并未在房县久留。他深知朝廷必会调集重兵报复，于是在缴获的粮草军械中取了最精良的部分，裹挟了愿意跟随的两万余百姓，一把火烧了剩余物资，随即拔营南下。
临行前，他站在房县北门残破的城楼上，望着满城废墟，突然对身边的义子孙可望说：
“小子，你看这天下，像什么？”
孙可望沉默片刻，低声道：“像一口烧沸的油锅。”
“油锅？”张献忠大笑，笑声中却有几分苍凉，“你倒说得轻巧。这是炼狱！是活人下去、白骨上来的炼狱！老子在这炼狱里滚了十来年，从陕西滚到山西，从河南滚到湖广，身边的弟兄换了一茬又一茬……”
他忽然转身，虬髯在风中抖动：“可老子活下来了！不仅活下来，还越滚越大！为什么？因为这世道不给人活路！朝廷不给，官府不给，老天爷也不给！那就只能自己杀出一条血路！你们要记住，风浪越大，鱼越贵！”
他重重拍在垛口上，砖粉簌簌落下：“记住，在这世道，心软的人活不长。要么杀人，要么被杀。没有第三条路。”
孙可望低下头，没说话。这个少年在战火中长大，见惯了杀戮，却始终存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悲悯。他见过义军破城后屠戮无辜，也见过官军清乡时鸡犬不留。有时夜深人静，他会想：这乱世，何时是个头？
张献忠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冷哼一声：“觉得老子心狠？告诉你，老子要是不狠，早就死在哪个山沟里喂野狗了！走吧，襄阳还等着咱们呢。”
八月初三，义军前锋抵达襄阳以北三十里的樊城。
襄阳城头，襄王朱翊铭已经三天没睡好觉了。
这位万历皇帝的堂弟，养尊处优了一辈子的他，何曾见过这种阵仗？此刻他站在北门城楼上，举着千里镜的手抖得厉害。
城外，义军的营寨如雨后蘑菇般冒出，一眼望不到头。更可怕的是那些营寨布置得颇有章法：外围挖壕沟、设拒马，内里帐篷排列整齐，甚至还有专门安置马匹的围栏。这哪里是流寇？分明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
“王……王爷，”襄阳知府王承曾声音发颤，“贼军势大，恐不下十万之众……”
“本王看见了！”朱翊铭烦躁地打断他，“守军呢？咱们有多少守军？”
“城内守军原有一万，加上各府家丁、民壮，勉强凑足二万人。”王承曾咽了口唾沫，“粮草……粮草倒是充足，城内粮仓存粮够全城吃一年。”
一年？朱翊铭稍感宽慰，可随即又想到：要是围城不止一年呢？
“求援文书发出去了吗？”
“发出去七封了。武昌的杨督师回信说，已调左良玉部从信阳南下，秦良玉的白杆兵从四川东进，陕西部也会分兵来援。只是……只是都需要时间。”
时间。朱翊铭苦笑。他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
“传令下去，”他强迫自己镇定，“四门紧闭，加派哨探。凡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男子，全部编入民壮队，协助守城。另外……开仓放粮，每日施粥两次，稳住民心。”
“王爷英明！”王承曾连声应道。
可他们都不知道，襄阳城内，早已埋下了祸根。
城南贫民窟，一间低矮的土坯房里。
七八个汉子围坐在油灯下，个个面色凝重。为首的是个三十出头的汉子，叫刘二，原是城里的铁匠，去年因欠税被衙役打断了腿，至今走路还一瘸一拐。
“张大王的人联系上了。”一个瘦小汉子压低声音，“说只要咱们开城门，每人赏银五十两，还封官。”
“五十两！”有人倒吸凉气，“够买十亩好地了！”
“可这是……这是造反啊！”一个老者颤巍巍地说，“要杀头的……”
“杀头？”刘二冷笑，“李伯，您儿子怎么死的？去年修王府，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王府赔了多少钱？五两银子！一条命，就值五两！我这条腿值多少？三个大钱都没给！”
他越说越激动：“城外那些当兵的，吃着咱们的粮，拿着咱们的饷，可管过咱们死活吗？襄王府一顿饭的花销，够咱们这条街的人吃一个月！凭什么？就凭他姓朱？”
屋里一片沉默。油灯的火苗跳动，映着一张张挣扎的脸。
“可是……”李伯还想说什么。
“没什么可是！”刘二霍然起身，“我已经应下了。明晚子时，咱们在西水门动手。那里守军最少，我观察过，子时换岗时有半炷香的间隙。只要打开城门，放下吊桥，大事可成！”
他环视众人：“愿意干的，跟我走。不愿意的，现在退出，我绝不勉强。但丑话说在前头——谁要是敢报官，别怪我不讲情面！”
死寂中，陆续有人举起手。
“算我一个！”
“我也干！”
“娘的，豁出去了！”
最终，八个人里，六个表了态。只有李伯和另一个年轻人低着头，没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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