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二年三月底的河套地区，空气中飘着一种特殊的味道——不是泥土解冻的腥气，也不是春花初绽的芬芳，而是一种混合了兴奋、好奇与些许忐忑的情绪。这情绪的源头，来自司法司门口新贴出的一张布告。
布告用特大号字写着：
*告河套全体百姓书*
为彰显司法公正、普及律法知识、接受民众监督，自即日起，河套所有法院审理案件，除涉及军事机密或风化隐私者外，一律公开审理，允许百姓旁听。
首次公开审判定于四月初一巳时，审理归化府东村与西村土地纠纷一案。欢迎各界人士莅临监督。
河套司法司 崇祯十二年三月廿八日
这布告一出，整个河套府城炸了锅。
“啥叫公开审理？”
肉铺王老板一边剁着排骨一边问账房先生，“难不成审案子跟说书似的，谁都能去听？”
账房先生推了推眼镜——这是他从“泰西新奇货”铺子买来的新鲜玩意儿：“王掌柜，这事儿不简单。
自古以来，官府审案都是‘关门问话’，百姓哪能随便进去？如今这一公开，好比把厨房门打开了，做菜的全过程都让你瞧见，是好是赖，一目了然。”
“那敢情好！”
卖菜的张婆子凑过来，“上回我侄儿跟人打架，被衙役抓去，说是‘听候发落’。结果关了两天放出来，问他怎么判的，一问三不知。要是能看着审，起码知道为啥打板子、罚多少钱不是？”
最兴奋的要数学堂里的孩子们。教书先生把这布告当作“实践课教材”，领着学生们一字一句解读。
“先生，”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举手，“咱们能去看吗？”
“能！”先生捋着胡子，“不但能看，回来还得写观后感。这可是活生生的《律法》课，比背书强多了。”
消息像长了翅膀，迅速飞遍河套。四月初一这天，天还没亮，河套总督府下属法院的门口就排起了长队——没错，专门新建的“河套高等法院”，青砖灰瓦，门前立着象征公平的“獬豸”石雕，看着就威严。
“让让！让让！俺是东村的代表，让俺先进去！”
“凭啥？俺是西村的，也得先进！”
两个老汉在门口差点吵起来，被法警——这也是新设立的职位，穿着深蓝色制服，腰佩短棍——礼貌地劝开：“两位乡亲别急，里头能坐五百人呢，都有位置。”
辰时三刻，法院大门敞开。百姓们鱼贯而入，个个伸长脖子，像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
审判庭设计得颇有讲究：正面是高台，中间是法官席，左右分别是原告、被告席；台下是旁听席，呈半圆形阶梯状。
最奇特的是，在旁听席后方还设了个“记者席”——《河套新报》派了三个笔杆子来，准备做全程记录。
巳时整，法槌敲响。
全场瞬间安静。只见三位法官身着黑色法袍——这是参照泰西样式设计的，胸口绣着獬豸图案——缓步走上法官席。
为首的是司法司掌司、前刑部郎中陈文瑞，年过五旬，须发皆白，但眼神锐利如鹰。
“全体起立。”书记官朗声道。
“哗啦”一声，五百多人齐刷刷站起来，那场面颇为壮观。
“宣读法庭纪律。”陈文瑞声音洪亮，“一，不得喧哗；二，不得随意走动；三，提问需经法官允许；四，不得辱骂、威胁当事人。违者驱逐出庭。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台下齐声回答，有几个孩子的声音特别响亮。
“坐。”
众人落座。陈文瑞翻开卷宗：“今日审理归化府东村村民张三，诉西村村民李四土地纠纷一案。现在请原告陈述。”
张三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农，紧张得直搓手：“大人，事情是这样的：小民有十亩地，在西村界碑东侧。去年秋收后，李四那厮趁夜挪了界碑，往东移了三丈！这下十亩地变成七亩了！小民找他理论，他反咬一口说地本来就是他的……”
“胡说！”被告席上的李四跳起来，“那地本来就是俺爷爷那辈开荒开的！界碑年久失修，俺只是重新立正了而已！”
“肃静！”陈文瑞敲槌，“被告，未经允许不得发言。现在请原告出示证据。”
张三颤巍巍掏出一卷发黄的纸：“这是万历四十八年官府发的田契，上面画着地形图，标明了界碑位置。”
法警接过田契，展示给众人看。旁听席前排的几个老农眯着眼辨认：“嗯，是官印……这画得还挺细。”
“被告有何证据？”陈文瑞转向李四。
李四也掏出一张纸：“这是俺爹临终前写的分家书，说西村界碑东侧十亩地归俺。”
陈文瑞看了看：“这份家书是你父亲手书，未经官府备案，不能作为土地所有权证明。你可有其他证据？比如历年纳税凭证？”
“纳、纳税凭证？”李四愣住了，“俺都是里正统一收的，没给凭证啊……”
这时，法官席左侧一位年轻法官开口了——这是新选拔的法官赵明，才二十八岁，因精通律法被破格提拔：“根据《河套约法·物权篇》第三十二条，土地所有权以官府颁发的田契为准；若无田契，则以连续十五年实际占有且纳税记录为证。被告，你能否提供这十五年的纳税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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