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一年三月，北京。
乾清宫东暖阁内，炭火盆烧得正旺，却驱不散满室的寒意。崇祯皇帝朱由检端坐御案后，面前摊开的奏章堆积如山，每一本都写着“急”字。
今日是小朝会，只有内阁辅臣、六部尚书及几位重臣在场。但气氛比大朝会还要凝重。
“薛先生，你是新任首辅，说说看，如今这局面，该如何应对？”崇祯的目光落在薛国观身上。
薛国观，山西韩城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历任礼部、吏部，素以干练果断着称。上月，原首辅因“剿寇不力”被弹劾去职，他由次辅晋升首辅。此刻，这位新任首辅深知机会与风险并存。
他出列躬身：“陛下，臣以为当务之急有二：剿寇与防边。然二者皆需钱粮。如今国库空虚，九边欠饷，士兵有哗变之虞。故首要之务，在筹饷。”
“如何筹？”
薛国观深吸一口气，说出早已思虑成熟的方案：“臣有三策：一曰重征商税。南北商路，年贸易额何止千万两？若按值百抽五征收，年可得银五十万两以上。二曰严查贪腐。各府州县，仓场库局，积弊已久，若派得力之人清查，追缴赃款，亦可补国库。三曰……”
他顿了顿，声音压低：“请王公贵戚、文武百官捐资助饷。”
话音刚落，殿内一片哗然。
户部尚书程国祥第一个反对：“陛下，商税乃与民争利！如今民生凋敝，商路不畅，再加重税，恐商旅断绝，市井萧条！”
他是南直隶人，背后是江南士绅集团的利益。重征商税，受损最大的是江南富商。
工部尚书刘宗周也出列：“薛阁老所言查贪，固是正理。然贪腐积弊，非一日之寒。若大张旗鼓清查，恐官场震荡，政令不行。况且……查谁不查谁，标准何在？易成党争工具啊！”
这话说得隐晦，但众人都懂：你薛国观刚上台，就想借查贪之名清洗异己？
至于捐资助饷，更没人接话。让官员捐钱？那不是割自己的肉？
崇祯看着争吵的众臣，心中一片冰凉。这就是他的朝廷，这就是他的大臣。国家危亡之际，想的还是自己的利益。
“够了。”他声音不大，但殿内顿时安静。
崇祯站起身，走到殿中。十来年的皇帝生涯，让他身心俱疲，眼窝深陷，龙袍穿在身上显得空荡荡。
“程国祥，你说重征商税是与民争利。那朕问你：国库空虚，军饷无着，士兵哗变，贼寇肆虐，这不是与民争利？这是要民之命！”
程国祥跪下了：“臣……臣愚钝。”
“刘宗周，你说查贪会引起党争。那朕问你：不查贪，任由贪官污吏掏空国库，这江山就能保住？”
刘宗周也跪下了：“臣失言。”
崇祯走回御案，声音疲惫：“薛先生的三策，朕准了。即日起，户部拟定商税章程；都察院、锦衣卫联合查贪；至于捐资助饷……”
他目光扫过众臣：“朕带头。内帑拨银五万两，充作军饷。诸卿……量力而行吧。”
众臣面面相觑，最后只能齐声道：“臣等遵旨。”
但每个人心中都明白：这事，难办。
捐资助饷的诏书下发后，朝野反应冷淡。
王公贵族们装聋作哑。福王在洛阳，富可敌国，据说库藏金银以百万计，但上奏说“封地连年灾荒，入不敷出”，只捐了三千两。周王、楚王、蜀王等纷纷效仿，捐个三五千两，意思意思。
文武百官更是各有说辞。有说老家遭灾的，有说俸禄微薄的，有说家中人口众多的。最离谱的是有个御史，上奏说愿捐出全部家产——然后列了个清单：老宅一座（年久失修），薄田三十亩（连年歉收），藏书千卷（不能吃不能穿）……把崇祯气得摔了杯子。
一个月后，统计结果出来了：王公贵族捐银八万两，文武百官捐银十二万两，合计二十万两。
而户部奏报的军饷缺口是多少？六百万两。
二十万对六百万，杯水车薪。
乾清宫里，崇祯看着那份奏报，手在颤抖。他不是气钱少，是气人心。
“陛下，这……这已经是尽力了。”司礼监太监王承恩小心翼翼地说。
“尽力？”崇祯冷笑，“福王在洛阳修王府，花了八十万两；周王嫁女，嫁妆三十万两；朝中那些大臣，哪个不是良田千顷，宅院连云？捐个几百两，叫尽力？”
他抓起奏报，想撕，又忍住，重重摔在桌上。
“他们是不是以为，这江山是朕一个人的？大明亡了，他们还能做新朝的官？”
王承恩不敢接话。有些话，皇帝能说，太监不能说。
崇祯颓然坐下，良久，轻声道：“大伴，你说，朕这个皇帝，是不是很失败？”
“陛下！”王承恩跪下了，“陛下勤政爱民，夙夜匪懈，天下皆知！是那些臣子……臣子不忠啊！”
崇祯摇摇头，不再说话。
他知道，大明的病，不在外敌，不在流寇，而在自己身上——在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在这个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在这个已经烂到骨子里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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