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娘又一次俯身，用开裂的指尖摸索着接上断了的纱线。麻纤维粗糙的边缘刮过指腹上的裂口，带来一阵细密的刺痛。
她咬紧牙关，屏住呼吸，将那两截断头捻在一起，熟练地搓转——线续上了，可腰背却因这突如其来的俯身动作而传来一阵剧烈的酸痛。
她已经这样坐了整整四个时辰。
单锭纺车在她面前吱呀作响，像一个病重的老人在呻吟。木轮转动，纺锤旋转，可忙活了大半天，纺锭上才绕了薄薄一层纱线，看着可怜。
工棚里弥漫着麻纤维的尘屑，在从破旧窗纸透进来的光线中缓缓浮动，落在妇人们的发梢、肩头，也落进她们因久坐而干涩的眼睛里。
“春娘姐，俺眼睛花了……看线都重影了。”旁边年轻媳妇揉着眼抱怨，声音里满是疲惫。
春娘抬起头，环视这间昏暗的工棚。二十几个妇人挤挤挨挨地坐着，每人守着一架吱呀作响的纺车，低着头，佝着腰，手上重复着千年不变的动作——捻麻、纺线、接断头。
她们中年纪最大的王婆婆已经五十八岁，从六岁起就开始摇纺车，如今手指关节粗大变形，一到阴雨天就疼得整夜睡不着觉。最小的才十四岁，是去年河南逃荒来的孤女，瘦得像根麻杆，摇纺车时整个人都在晃。
“都歇会儿吧。”春娘强忍着腰背的酸痛直起身，声音在沉闷的工棚里显得格外疲惫。
妇人们如蒙大赦，纷纷停下手中的活计，揉眼睛的揉眼睛，捶腰的捶腰，活动僵硬的手指。几个年轻媳妇凑到窗边透气，望着外面明媚的春光，眼里却没有什么光彩。
春娘看着她们，心里像压了块沉甸甸的石头。新家峁如今有三千多人，每天穿衣用布，全靠着这二十几架老掉牙的纺车和十几台笨重的织机。
纺车吱呀一天，纺出的纱线还不够织十匹粗布。去年冬天，好几个孩子因为衣裳单薄冻病了，刘郎中费了好大劲才救回来。可有什么办法呢？麻要人种，纤维要人手梳，纱要人手纺，布要人手织——每一寸布，都浸透着妇人们的心血和汗水。
“春娘！春娘在吗？”工棚外传来喊声。
门帘一掀，李健带着韩师傅和李定国进来了。三人抬着一个奇怪的木架子，上面满是齿轮和转轴，看着复杂得很。
“春娘，给你送个帮手。”李健抹了把额头的汗，将木架子小心地放在工棚中央的空地上，指着那家伙说，“多锭纺纱机，模型。能同时纺八根纱。”
春娘和妇人们围上来，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帮手”。架子约莫半人高，中央是个大木轮，连着八个小纺锤，皮带纵横交错，像一张精心编织的蛛网。木料是新的，还散发着松木的清香；齿轮边缘光滑，显然是精心打磨过的。
“八根？”春娘的声音发颤，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真能成？”
“试试不就知道了。”李健笑着，招呼韩师傅和李定国开始安装调试。
模型很快在工棚中央架好。春娘深吸一口气，在众人的注视下，小心翼翼地去摇动那个大木轮。轮子转动，带动皮带，八个纺锤几乎同时旋转起来，嗡嗡声连成一片，不再是单锭纺车那种孤零零的吱呀声。
妇人们发出低低的惊呼，眼睛都亮了。
可喜悦只持续了短短一瞬。
问题很快暴露出来：八个纺锤的转速明显不一，有的快得像要飞起来，有的慢吞吞的像是没吃饱饭；纱线互相缠绕，打成了死结；断了一根线，就得停下整个机器，手忙脚乱地去寻找、去接线——接好了这根，那边又断了。
不到半柱香的时间，工棚里已经乱成一团。纱线缠成了乱麻，妇人们急得满头大汗，春娘的心一点点沉下去。
“果然……还是不行。”她眼神黯下来，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失望。有那么一瞬间，她以为自己看到了希望，可这希望来得快，破灭得更快。
“不是不行，是没改到位。”
李健却笑了，那笑容里没有半分沮丧，反而透着一种胸有成竹的笃定。
他指着模型的传动部位，“你们看，齿轮不够精密，八个锭子的传动比有细微差异，转速自然不一。导纱装置太简单，线容易缠在一起。断线没有提醒机制，等发现了已经晚了。”
他转过身，对韩师傅和李定国说：“咱们得重新设计，从传动开始改。”
改进从最基础的传动开始。
韩师傅在工棚里一蹲就是三天。这位老木匠头发花白，可干起活来比年轻人还拼。他把那架模型拆了装、装了拆，用自制的卡尺和分规反复测量每一个齿轮的齿数、齿距，在桑皮纸上画满了密密麻麻的计算草稿。
“八个锭子要转得一样快，每个的传动比必须分毫不差。”韩师傅推了推老花镜，眼睛几乎贴在图纸上，“差一丝，转速就慢一分；慢一分，纱线就粗细不匀。”
李定国拿着炭笔在旁边帮忙。这少年话不多，可一旦拿起工具，眼神就变得异常专注。他在木板上画传动图，线条干净利落，标注清晰明了，连韩师傅看了都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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