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天，渐渐暖透了。研究院里的几株泡桐树，开出一嘟噜一嘟噜淡紫色的花，像一串串小喇叭挂在枝头，空气里飘着甜腻腻的、有点冲鼻的香。风一吹，花瓣簌簌往下掉，落在刚冒出新绿的草坪上，也落在急匆匆来去的人们的肩头、发梢。
“鲲鹏”平台的改装现场，如今成了整个研究院最火热、也最嘈杂的地方。巨大的船体分段，像个被拆开了一半的钢铁巨兽，静静卧在改造干坞里。船体内部，电焊的弧光此起彼伏，刺眼的白光一闪一闪，伴随着“滋啦滋啦”的响声和金属烧熔的气味。起重机的轰鸣、榔头的敲击、工人的号子、各种机器的嗡鸣，混杂成一股充满力量和焦灼感的巨大声浪。
陈向东蹲在一个刚焊接好的柴油机基座旁，手指摩挲着焊接口，眉头拧成一个疙瘩。旁边，船舶设计院派来的老工程师戴着老花镜，正对着图纸，用游标卡尺一点点地测量尺寸。
“老周，这里，焊缝的余高超标了，得磨。”陈向东指着图纸上标记的一处，声音不大，但很坚决。
“超标零点五毫米，不打紧吧？应力集中区又不在这个位置。”老周抬起头，推了推眼镜，语气带着点不以为然。他是老船工，经验主义至上，觉得这种小地方没必要吹毛求疵。
“不是打不打紧的事。”陈向东没让步，他站起身，指着周围密密麻麻的管线、设备和结构件，“这是心脏的位置。现在看着是零点五毫米，等机器转起来，高频振动一激发，这里就可能成为疲劳源。格里戈里院士的模型预测得很清楚，这个地方的应力集中对整体模态有影响。磨掉，按工艺要求来。”
老周张了张嘴，想反驳，但看到陈向东那布满血丝却异常坚定的眼睛，又想起所里对这次改装“零容忍、高标准”的死命令，最终把话咽了回去，咕哝了一句：“行行行，听你的，陈总。你们搞航天的，就是精细。”说完，招手叫来工人，吩咐重新处理。
陈向东没说话，只是点点头，又走向下一个检查点。自从那天带儿子小军来所里“参观”之后，父子俩的关系似乎缓和了一些，虽然话还是不多，但至少能坐在一起吃顿饭了。妻子张秀兰也接受了后勤老马的邀请，答应“家属开放日”那天来食堂帮忙。家里的警报暂时解除，但陈向东心里那根弦，却绷得更紧了。他必须把“鲲鹏”这件事，做到无可挑剔。这不仅关乎项目成败，也关乎他在儿子心中那个摇摇欲坠的、能“造大船”的父亲的形象。
他走过舷梯，来到船体另一侧。这里正在安装格里戈里设计的复合减震基座。巨大的、由多层特种橡胶、金属网和阻尼凝胶复合而成的“筏子”，正被缓缓吊装到位。叶菲莫夫院士和几个苏联专家也在现场，正用俄语夹杂着手势，和安装工人激烈地讨论着什么，旁边站着翻译，急得满头大汗。
“叶菲莫夫院士，有什么问题？”陈向东走过去，用生硬的俄语打招呼。这几个月耳濡目染，加上突击学习，他已经能磕磕巴巴说几句日常用语和技术词汇了。
叶菲莫夫看到是他，指了指基座下方一个预留的传感器接口，又指了指图纸，语速飞快地说了一串。旁边的年轻助手赶紧翻译：“院士说，这个振动监测点的预留位置，和最终燃机转子的关键测点投影有偏差，大约三厘米。需要调整，否则数据会有系统性误差，影响后续的主动控制算法标定。”
陈向东心里咯噔一下。三厘米，在庞大的船体上微不足道，但对于精密测量而言，可能就是天壤之别。他立刻蹲下身，仔细核对图纸和现场标记，又拿出随身携带的激光测距仪复测。果然，现场施工时，某个环节出现了微小错位。
“停！吊装暂停！”陈向东站起身，对起重机操作员大喊，然后转向负责该区域施工的工长，脸色沉了下来，“老吴，怎么回事？坐标标错了为什么不报告？”
工长老吴是个黑脸汉子，搓着手，有点慌：“陈总，这……图纸太密了，这点偏差，我们觉得……觉得不影响安装，就……”
“你觉得？”陈向东的声音陡然提高，在嘈杂的工地上依然清晰，“什么时候轮到你们‘觉得’了？图纸就是法律！差一毫米都不行！全部拆下来，重新定位！今天不搞对，谁也不准下班！”
他的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火气。周围瞬间安静了不少，工人们面面相觑，几个苏联专家也停下了争论，看向他。
叶菲莫夫走到陈向东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用生硬的中文说：“陈，冷静。问题，发现，解决，就好。”老人蓝色的眼睛里没有责怪，只有理解和一丝赞许。在精度问题上，他们是一类人。
陈向东深吸一口气，压下火气，对老吴说：“按院士的要求，重新测量定位，所有参与这个工序的人，今晚加课，学习施工规范和质量红线！再有下次，调离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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