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都之制既定，邺城为北都，总揽军政；雒阳为南都，彰显正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祀”之一字，尤其是祭祀宗庙，便成为确立章武政权法统承继、昭示天下正朔的紧迫要务。然而，此事牵涉历代帝系评价、礼制古法与现实政治考量，其复杂程度，远比确定都城更为微妙深邃。
章武五年初夏，铜雀宫光明殿，一场关乎礼法大制的朝会正在进行。太常寺卿蔡邕，作为当世大儒，掌邦国礼乐郊庙社稷事宜，首先出班奏陈。他须发皆白，面容肃穆，手持笏板，声音洪亮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持：
“陛下，南都雒阳宗庙修复事宜已有禀报。幸赖天佑，高庙、世庙二庙，自灵帝时期既存，董卓之乱时虽雒阳遭劫，然此二庙主体结构仅受轻微火燎，梁柱无恙，稍加修补粉饰便可复用，实乃吉兆。” 先报告了一个好消息，蔡邕话锋一转，切入核心争议——“然，庙内所奉神主位次，当如何设定，须遵礼制。臣谨按《礼记·祭法》：‘王立七庙，一坛、一墠……远庙为祧，有二祧……’此万世不易之典。昔董卓乱政时，臣虽被迫参与议礼，然亦竭力保全根本。当时议定，剔除近世冗杂，尊祀七位有大功德之先帝：太祖高皇帝庙万世不祧，为祖庙之首；文帝、武帝功盖寰宇，为二祧，亦不迁毁；再加光武帝、宣帝、章帝、明帝四庙。合为七庙之数，礼制精简，寓意深远。臣以为，可沿此制，于洛京重整二庙，依此序列神主，春秋祭祀，以明正统之源。”
蔡邕之言，引经据典，强调的是礼法的纯粹性与精简。他将和帝以降的皇帝庙号尽数废除，只保留他认为功业显赫的七帝，主张合并祭祀于重整后的庙宇中。
蔡邕话音刚落，宗正寺卿、太师刘虞便持笏出列。他身为汉室宗亲之长，又是皇后之父，地位尊崇，此刻面色凝重，显然对蔡邕之议大为不满：
“伯喈公所言，固然合乎古礼，然未免过于拘泥，且于‘继统’之义有亏！”刘虞声音沉稳，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道，“灵帝时期既分设高庙、世庙，自有其深意！光武皇帝中兴汉室，承继的乃是元帝之统，岂能因后世不肖而轻忽其庙？且我章武朝，乃承灵帝之后，三兴大汉！若依蔡公之议，将世庙并入高庙祭祀，且自和帝以降，直至先帝灵帝，皆不得入祀，岂非自绝于孝桓、孝灵？此于礼不合，于情不容，更易使天下人疑我朝法统之连贯！”
他顿了一顿，继续阐述自己的主张：“臣以为，当遵循旧制，高庙、世庙并存，各依其序。高庙祭祀：以太祖高皇帝为祖，武帝、文帝为二祧，再加元帝、宣帝二帝。世庙祭祀：以世祖光武皇帝为祖，明帝、章帝为二祧，再加和帝、安帝、顺帝、桓帝、灵帝，这……这便超出了七庙之数……”
说到此处，刘虞略一迟疑，因为按他的算法，世庙需八庙，确与古制七庙之说略有出入，但他旋即强调：“然光武中兴，功业堪比高祖，东汉一脉，岂能轻忽？且陛下承嗣大统，直接源于孝灵皇帝，若灵帝不得入世庙享祀，何以昭示继统之正？些许变通，乃时势使然，旨在明统绪，慰先灵！”
刘虞的立场鲜明，强调的是政权的延续性、对东汉一脉的尊崇，尤其要确保刘备继承灵帝的法理地位得到宗庙制度的确认，主张两庙并立，甚至不惜略微突破七庙古制。
在朝堂之上，两位备受尊崇的重臣激烈辩论着。一位是礼学领域的泰斗，一位是宗室的领袖，这两位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使得整个场面陷入了僵局。
蔡邕坚定地主张礼制应该保持纯粹和精简。他认为刘虞所提出的议案过于铺张和繁琐，不仅违背了古代的制度，还会给国家带来不必要的负担。而刘虞，强调的是法统的承继和政治象征的重要性。他认为蔡邕的提议是对历史的割裂，会自毁国家的根基。他坚信只有遵循传统的礼制，才能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尊严。
殿内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支持双方观点的官员们也开始低声议论。有些人赞同蔡邕的看法，认为礼制的简化能够提高行政效率；而另一些人则站在刘虞一边，强调传统的重要性。这场礼法之争眼看着就要演变成一场朝堂风波，双方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言辞也越发尖锐。
端坐于御座之上的刘备，身着玄衣，静听双方辩论，面色平静，心中却如明镜一般。他深知，此事绝非简单的学术争论，而是关乎政权合法性与未来政治导向的重大决策。蔡邕所虑在于礼法严谨，刘虞所虑在于血脉正朔与朝野观感。两者皆有道理，但若不能妥善调和，必生内耗。
就在争论渐趋激烈之际，司徒王允，这位历经沧桑、老成谋国的三公之一，缓步出列。他先向刘备躬身一礼，然后转向蔡邕和刘虞，语气平和却自带分量：
“蔡公、刘公，二位所言，皆为国家社稷计，老夫深以为然。然礼法之事，贵在‘缘人情，制礼仪’，岂能胶柱鼓瑟？既要尊古礼，亦要通权变。今二庙现存，实乃天意，岂能废一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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