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去？”诺瓦克问。
“我必须去。”伯恩哈特回复信息，“知道敌人比假装敌人不存在更安全。”
但他内心知道，这不是全部真相。真相是，他被诱惑了——被权力的可能性诱惑，被可能真正改变一些东西的机会诱惑，被那种“历史在手中”的眩晕感诱惑。
他的父亲，那位老持不同政见者，曾经说：“革命最危险的时刻，不是面对镇压时，而是胜利在望时！那时你会开始和自己妥协，最后变成你曾经反对的人！”
伯恩哈特一口喝完剩下的酒。酒很酸，像这个时代的味道。
——
波茨坦广场凯宾斯基酒店的套房里，爱丽丝·魏德尔站在窗前，看着广场上的胜利纪念柱。阳光照耀着柱顶的金色天使，那是普鲁士在19世纪战争胜利的象征。
“怀念昔日帝国荣光吗，魏德尔女士？”伯恩哈特走进房间，没有握手。
“怀念1种精神。”魏德尔转身。她今天穿着便装——深蓝色毛衣和卡其裤，少了些政治家的锋利，多了些知识分子的随意，“1种认为德国可以不仅仅是欧洲的会计办公室的精神。”
“那种精神也带来了2次世界大战和60万犹太人死亡。”
“而另1种精神带来了斯塔西、柏林墙和冷战40年压迫。”魏德尔微笑，“我们都有不堪的历史，伯恩哈特先生。区别在于，我承认德意志的罪，但不认为德意志人应该永远跪着。”
她示意他坐下，自己坐到对面：“让我们直说吧。您的政党可能永远不会公开支持我。但你们可以在不信任投票中弃权。作为交换，如果我成为联邦政府总理，我会在3个领域让步：第1，重启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进程暂停；第2，提高最高所得税率到50%；第3，保障德意志东部地区养老金与德意志西部地球平等。”
伯恩哈特扬起眉毛：“这听起来像是社民党的政策。”
“因为好政策不分左右。”魏德尔身体前倾，“马库斯——可以叫你马库斯吗？——您我都知道，传统的左右划分已经过时。今天的战斗不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而是在全球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在那些认同世界公民的人和那些认同自己根脉的人之间。”
“这是民粹主义的简单化。”
“这是现实的复杂化。”魏德尔纠正，“看看法兰西：皮埃尔是左还是右？他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看看新美利坚：美共政府却在搞民族主义经济政策。旧意识形态的集装箱装不下新世界的货物了。”
她站起来，踱步：“舒尔茨政府的问题不是它是左还是右，而是它是过去的幽灵。它还在用1990年的思维处理2030年的问题。德国需要的是未来——1个强大、独立、在社会公正和民族认同之间找到平衡的德意志。”
“你描绘的图景很诱人，”伯恩哈特说，“但代价是什么？排外？军国主义？退出人权公约？”
“代价是我们停止为世界负责，开始为自己负责。”魏德尔停下，直视他，“马库斯，你父亲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什么会失败？因为它试图建立1个无视人性的乌托邦。而现在的德国为什么在失败？因为它试图建立1个无视民族性的世界主义乌托邦。2者都是幻想。德国人首先是德国人，然后才是人类。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现实。”
伯恩哈特感到一阵寒意。魏德尔的逻辑有种危险的诱惑力——它简单、清晰、抚慰民族自尊。在不确定性蔓延的时代，简单的答案总是有市场的。
“我需要党内投票。”他最终说。
“您还有48小时。”魏德尔递给他一个U盘，“这里面是财政部未公开的数据：跨国公司过去5年在德国的避税金额——超过3000亿欧元。这些钱本该用于学校、医院、养老院。你可以用它来说服你的同志：与我合作，至少我们能拿回一些东西。与舒尔茨合作，你们什么都得不到。”
伯恩哈特接过U盘。它很轻，却重如命运。
离开酒店时，广场上的纪念柱在正午阳光下闪闪发光。他想起父亲的话：“共产主义失败是因为它试图消灭人性中的自私。资本主义会失败是因为它试图消灭人性中的无私。而真理——如果存在的话——在某个矛盾的中间地带。”
但现在的德国，还有中间地带吗？
——
明斯特军营，深夜。
施泰因将军没有睡。他在办公室里，面前摊开着《基本法》和《军人法》。电话响了——这次是私人线路。
“克里斯托弗，我是卡尔。”前联邦宪法法院院长卡尔·海因茨·施密特，他的大学同窗，“我看到新闻了。情况比报道的更糟吗？”
“更糟。”施泰因揉着太阳穴，“联邦议会可能在3天内倒台。魏德尔有可能成为联邦政府总理。”
“而你接到了暗示？”
沉默。施密特叹息：“听着，老朋友。我是宪法律师，不是政治家。但从法律角度：如果联邦议会通过建设性不信任投票产生新总理，那是完全合法的。联邦国防军的职责是服从合法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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