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即便你那三位叔叔有异心，但他们想成事也难。”
朱佑樘与朱厚照对驻京三王的观念存在差异。
“哦？莫非爹还留有后手？派人秘密训练了一支神机营？”
朱厚照目露好奇之色，低声问道。
“你呀你，老想着舞刀弄枪！”
朱佑樘摇了摇头，缓缓说道：“你爷爷（朱见深）当年为了能彻底避免驻京王宗室造反，吸取了历朝藩王作乱的教训，并结合圣明的内外王制度，建立了一套极度理性、严苛且系统化的宗室管理制度，从住权、财权、军权、交际权四个方面将驻京王的权力进行了限制。”
他顿了顿，生出了考校的心思，看着朱厚照问道：“你现在告诉我，这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首先是驻京王的住所必须固定。”
朱厚照寻思着答道：“与海外王、原先各地藩王无诏不得进京不同，爷爷规定所有驻京王宗室必须集中居住在北京城内，没有皇帝的亲自批准，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开京城超过六十里。一旦发现违规，轻则削爵，重则下狱。”
这一制度让驻京王宗室们失去了在地方建立独立势力的可能，变成了“北京户籍的高保户”，朝廷随时可以监控和调动。
而圣明内王就没有这样的规定。
为啥呢？
因为国情不同！
原先神洲大明各地的藩王，爵位世袭罔替，类似于圣明的外王，但藩地却在大明国内，因此又像圣明的内王。
对于这些藩王，朱见深不想动，因为动起来代价太大。
所以他创造性地搞出了“驻京王”这一概念，而正式推行这一驻京王制度，开始于成化二十年。
成化朝的驻京王人数稀少，只有三人，若是照搬圣明的内王制度，准许这三个皇子从军或外放从政，将来必定会被野心家撺掇作乱。
朱见深可不想有朝一日，“靖难之变”发生在他的子孙身上。
正是存在这样的顾虑，他才不能完全照搬圣明的内王制度。
而圣洲大明的内王制度虽然正式确立于兴德朝，但实际上从乾熙年间朱高燧“不把皇子当猪养”时，就已经开始施行了。
朱高燧有一百多个儿子、上千名孙子，实现了“百子千孙”的传奇成就。
正所谓物以稀为贵！
当圣明的内王宗室不再是“稀有品种”，各行各业都能看见他们的身影；当圣明的内王宗室触犯律法也会被朝廷处罚，不再享有不处罚或从轻发落的特权；当圣明的内王宗室也要为了一日三餐奔波劳作时，圣明的军民就会对内王宗室“祛魅”，认识到所谓的“龙子龙孙”其实也是踏实努力的普通人，甚至也有缺点和局限。
在这样的环境下，除非是当朝皇帝的子孙，否则其他内王宗室想造反，就跟普通人造反一样，难如登天！
“接着说，你爷爷是如何用朝廷制度压缩驻京王手中财权的？”
朱佑樘追问道。
朱厚照挠了挠头，仔细想了想，才继续道：“因为造反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所以爷爷通过设置‘降等承袭考封制与分家制’这两个制度，切断了驻京王宗室们‘富可敌国’的可能。”
“降等承袭考封制”直接照搬圣明内王制度，实际上是一套制度里的两个规定。
第一个规定是，除非能立下不世之功，否则驻京王的爵位每传一代就要降一级，如亲王之子降为一等公，孙降为一等侯，曾孙降为一等伯，从玄孙开始一律归为平民，不再属于宗室。
第二个规定是，除了嫡长子可以降级继承爵位外，其他儿子必须每年参加考试；考过才能赏个卫指挥同知或副千户的职位，考不过直接沦为闲散宗室，只能领一份微薄的宗室津贴。
“分家制”也是照搬圣明的内王制度，属于对付驻京王的“推恩令”。
这个规定是，驻京王的子孙成婚后，虽然可以不必参加考试，但必须自立门户，自谋生路，不可再生活在王府中。
有官职的拿俸禄，没官职的不再享有宗室津贴。
如此一来，驻京王一脉除了嫡系继承人之外，其他所有子孙只会为了养家糊口而奔波，抱成一团反而属于违反规定，根本无力凑集造反军费。
“军权方面，爷爷剥夺了驻京王的统兵、练兵之权，严格限制王府卫队的数量，严禁私藏军器、聚众谋议。”
朱厚照接着说道：“这个规定，可以让驻京王失去发动叛乱的军事力量。”
朱佑樘补充道：“你爷爷深知藩王不能在边疆统兵，因为藩王一旦带兵结党，极易引发藩镇之乱，所以只准许驻京王参政议政，不准统兵、练兵，染指兵权。”
“至于交际权的限制，爷爷加强了礼部的权力，对驻京王宗室的婚丧嫁娶、日常开支甚至风纪进行严格查账和监控。”
朱厚照一边回忆脑海中关于驻京王的规定，一边若有所思地说道：“同时，严禁宗室与朝中大臣私下结交，一旦发现送礼或私交，一律按结党营私甚至谋反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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