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兰第一次觉得那辆三轮车不对劲，是在她接手煎饼摊的第七天。
三轮车是外婆留下的。外婆在川南一个叫“馍馍沟”的村子摆了四十年煎饼果子摊，风雨无阻，雷打不动。村里人叫它外婆不生气，笑眯眯地把煎饼果子递过去，说一句“趁热吃”。司马兰从小在这个煎饼摊边长大，在外婆的围裙底下钻来钻去，闻着面糊和鸡蛋被铁板烘烤出的焦香，以为这辈子都会这么过下去。后来她去了省城念书、工作，在写字楼里坐了五年，每天对着电脑屏幕上的数字发呆。忽然有一天，她辞了职，回到了馍馍沟。
外婆问她为什么回来，她说想摊煎饼。外婆看着她，笑了，那笑容很苦，像煎饼糊了边。
“这摊子，传了四代了。你太姥姥传给我，我传给你妈，你妈传给了我。该传给你了。”
司马兰不知道煎饼摊传了几代，她只知道外婆的手越来越抖，面糊摊不圆了，鸡蛋经常磕到铁板外面。外婆八十六了，早该歇着了。外婆把那辆三轮车从后院推出来的时候，司马兰才看清楚这辆车的全貌。车架子是铁焊的，漆面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锈迹斑斑的铁皮。车厢里嵌着一块铁板，铁板下面是炉膛，炉膛里积着经年累月的炭灰，灰白色的，像骨灰。铁板上沉淀着一层厚厚的油渍，在阳光下泛着暗沉的光泽。车厢侧面挂着一块木牌，牌子上用红漆写着四个字——“鬼食煎饼”。
司马兰问外婆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外婆说，以前的人爱吃，吃了还想吃，跟见了鬼似的，就得了这个名字。
她信了。
馍馍沟的集市在每周二和周五，十里八乡的人都来，把整条街挤得水泄不通。司马兰的煎饼摊摆在街尾，一棵老槐树底下。她很早就出摊了，桶里的面糊是她凌晨四点和的，绿豆面和白面按外婆给的比例混合，加水搅成糊状，静置发酵两个小时。鸡蛋是村里收的土鸡蛋，个头小但蛋黄红得像火。葱花切得细碎，甜面酱和辣椒酱都是外婆的配方，她从小吃到大。
刚支好摊子，第一个客人就来了。是一个老太太，佝偻着背，裹着头巾，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河床。她站在摊位前，不说话，只是盯着司马兰手里的煎饼刮板。司马兰问她要几个，老太太伸出两根手指，然后把一张皱巴巴的五块钱放在车厢边上，压着一小块石头。煎饼做好以后，老太太接过去，咬了一口，没咽下去，含在嘴里嚼了很久。然后她哭了。没有声音，眼泪顺着脸上的沟壑往下淌，滴在煎饼上，洇开一片深色的水渍。司马兰吓了一跳，问她怎么了，老太太摇了摇头，捧着煎饼走了。走了几步，她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嘴唇翕动了几下，像说了什么，又什么都没说出口。
司马兰站在那里，手里还握着煎饼刮板，愣了半天。
那天生意不错，一上午卖了四十多个煎饼。中午收摊的时候，她蹲在地上清洗铁板。铁板用了几十年了，表面磨得锃亮，可上面的纹路让她觉得有些异样。那些纹路不是划痕，是有规律的，一圈一圈的，像树的年轮，又像指纹。她用手指摸了摸，铁板是凉的，可那些纹路是温热的。
她正要起身，忽然看见铁板的边缘刻着几个小字。字迹被油渍覆盖了大半，她用小刀刮了刮，勉强认出三个字——“馍馍沟”。底下还有一个日期，年份已经被磨得看不清了，只能看出月份和日子——腊月二十三。
她不知道那个日期意味着什么。外婆没有告诉过她，村里人也没有提过。
可那天晚上，她又多了一样东西。那天收摊以后，司马兰数了数钱箱子里的毛票，发现了一张面额很大的纸币。这张纸币已经退出流通许多年了，司马兰拿出来对着灯看，那种凸版印刷的凹痕手感还在，纸张泛黄发脆，边缘有些微磨损。她翻过来看背面，除了图案之外，左下角多了一行手写的黑色小字——“吃你一张饼，欠你一条命。”墨迹是新鲜的，像是刚写上去不久。她把钱箱子里所有的钱都倒出来又数了一遍，每一张都是正常的，只有这张上面有字。她不记得接过这样的钞票，今天生意那么忙，更不会有人递给她一张已经作废的旧钱币而不引起她的注意。她想不通，把钱折好夹在外婆留下的那本发黄的笔记本里，放回了柜子。
那天夜里，她做了一个梦。
她梦见自己站在那辆三轮车后面，面前是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铁板烧得滚烫，面糊倒上去，嘶啦一声，冒出一股白烟。她用刮板把面糊摊开，磕鸡蛋，撒葱花，刷酱，放果子。动作一气呵成，和白天一模一样。可做好的煎饼刚递出去，接下煎饼的人就不见了，不是跑了，是消失了，像一滴水落进沙漠里。她不停地做，不停地递，递出去一个消失一个。做到不知道多少个的时候，她忽然听见了一阵声音——咀嚼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咔嚓咔嚓，像无数张嘴在同时咬碎酥脆的煎饼。她猛地抬起头，黑暗里密密麻麻站满了人，看不清脸，看不清穿着，只能看见无数张嘴巴在一张一合，咀嚼着同样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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