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茜玲最后一次见到那棵鸡蛋花树，是在她外婆下葬后的第三天。
外婆死在清明前夕。九十三岁，睡梦中没了气息，第二天早上才被隔壁的阿婆发现。黄茜玲从省城赶回村子的时候，灵堂已经搭好了，棺材停在堂屋正中，香火缭绕，纸灰飘飞。她在灵前跪了一整夜，膝盖磨得生疼，可她没有哭。外婆这辈子话少，她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年夏天，外婆会从屋后那棵鸡蛋花树上摘几朵花，放在她枕边。那股香气淡淡的，甜丝丝的，她每次闻到都能睡得很沉。外婆说，这花能安魂。她那时候不懂，只觉得花香好闻。直到她上了大学，学了植物学，才知道鸡蛋花属于夹竹桃科，全株有毒，白色乳汁能让人呕吐腹泻心跳加速。她惊出一身冷汗，打电话回去让外婆别碰那棵树，外婆在电话那头笑了很久。
丧事办完，亲戚们都散了。黄茜玲一个人留在老屋，替外婆整理遗物。外婆留下的东西不多，几件旧衣裳，几本泛黄的日历，还有一个生锈的铁皮饼干盒。她打开饼干盒，里面是一沓发黄的旧信，最底下压着一个小布包。布包用红绳扎着，鼓鼓囊囊的，她解开红绳，里面是几十粒黑色的种子，形状像瓜子，外壳坚硬，上面有细密的纹路。她拿起一粒对着光看，种子表面隐隐泛着一层暗红色的光泽，像干涸的血。
她把饼干盒抱到堂屋的八仙桌上，借着从木门缝隙里漏进来的光一封一封翻那些旧信。信封上没有收件人，只有日期，最早的是1963年，最晚的是去年。她抽出第一封信，信纸已经脆了，字迹歪歪扭扭，是外婆的笔迹。信是写给一个人的，没有名字，开头只有两个字——“花娘”。
“花娘，今年开春，树又发新枝了。你说过，等我老了，会有人来接替我。我等了六十多年了，她什么时候来？”
黄茜玲的手微微发颤。她拿起第二封，第三封，一封一封读下去。每一封信都写着同样的事情——树发芽了，树开花了，树叶落了，树又发芽了。信里反复提到一个词——“替”。她不知道替什么，只觉得那棵树和外婆之间，有什么她看不见的东西连着。
最后一封信写于去年冬天。外婆的字迹已经抖得几乎无法辨认，信纸上只有歪歪扭扭一行字：“茜玲，你回来。屋后那棵树，你别动。等我死了，你替我去看它。”
黄茜玲攥着那封信，在堂屋里坐了很久。窗外的天光一寸一寸暗下去，暮色从门缝里钻进来，把屋子填满。她站起来，走到后门口，推开了那扇木门。
屋后是一块不大的空地，长满了齐腰深的杂草。空地尽头是一堵矮墙，墙根下长着一棵足有两人合抱粗细的老树。树皮是深褐色的，表面布满了龟裂的纹路，像老人手背上深深浅浅的皱纹。枝干粗壮，呈鹿角状分叉，四仰八叉地撑开一片巨大的树冠。正是暮春时节，枝头挂满了鸡蛋花。白色的花瓣边缘泛着淡淡的鹅黄，五片旋叠而生，像一把把精致的小扇子。那股香气她太熟悉了，甜丝丝的，和外婆每年夏天放在她枕边的一模一样。可她从未在白天这样近地看过这棵树，越看越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树干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疙瘩，有些突出得像一张张蜷缩着的、即将舒展开来的小脸，五官模糊不清，大小不一，像无数个未出世的婴孩扒在树皮上往外挣。
她在树下拨开一层厚厚的落叶，看见了树根——从土里拱出来盘虬卧龙一样扎在地面上，表面裂着深深浅浅的沟壑。那些沟壑里嵌着灰白色的东西，她拨开被雨水泡烂的碎叶，伸手摸了摸，冰凉的，很硬。她以为是石头，抠了几下，那东西翻了半个身，不是石头，是一截指骨。人的指骨。
她猛地缩回手，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那裂开的树根缝隙里，嵌着的不是石头，是骨头。密密麻麻的，白的灰的，有的已经腐朽了，有的还很完整。有指骨，有趾骨，有碎成几瓣的头骨残片，混杂在树根交错的缝隙里，像是根系刻意包裹住的一样。她不知道这棵树下面埋了多少人，只知道自己此刻正坐在满地人骨上。那些骸骨嵌在老树虬结的根系之间，沉默地、安静地，像一群蜷缩在母亲怀里的婴儿。
她想跑，腿却像生了根，动不了。一阵风从山上灌下来，满树的鸡蛋花簌簌摇晃，那股甜腻的香气猛地浓烈起来，浓得像一只手，从她的鼻孔钻进去，直直地掐住了她的五脏六腑。在香气的尽头，她闻到了一丝若有若无的腥味，和她在饼干盒里那些黑色种子上闻到的一模一样。
黄茜玲盯着那棵老树，脑子里忽然闪过大学时植物学教授说过的一句话——鸡蛋花在东南亚被称为“庙花”，常被种植在寺庙和墓地，当地人相信那是鬼魂栖息的地方。她当时只当是一个冷门的植物学趣闻，记在了笔记本的角落里。此刻她盯着树根缝隙里那些灰白色的骨头碎片，忽然明白那根本不是趣闻，是无数条命从土里长出来、又从枝头开出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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