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有座山，叫。山不高，但林子密，尤其后山那一大片，老树遮天蔽日，藤蔓缠绕，大白天进去都感觉阴森森的，光线晦暗，空气里总飘着一股子腐叶和湿泥的闷味。村里老人说，那地方，是早年间丢弃夭折孩子和横死外乡人的“乱葬岗”，怨气重，不干净。
靠近山脚的几户人家，偶尔会在夜里听到后山传来一些怪声。有时是呜呜的风声，像女人哭；有时是树枝断裂的脆响，像有人踩过；最瘆人的，是一种含混不清的、拖长了调子的呼唤声，隐隐约约，飘飘忽忽，听不出喊的什么，也辨不清方向，但能听出是个男人的声音，苍老，嘶哑，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凄凉和诡异。
大家把这声音，叫做“山喊”。都说，是那些死得不甘心的孤魂野鬼，在找替身，或者……在找回家的路。所以，村里的孩子从小就被严厉告诫，绝对不许靠近后山，尤其是太阳落山之后。
我叫陈水生，土生土长的村里娃。小时候自然也怕“山喊”，天一黑就老实待在家里。可孩子的好奇心，就像雨后的野草，越是压抑，长得越疯。
真正让我对“山喊”产生近乎执念般恐惧的，是我九岁那年夏天发生的一件事。
那天，村里张寡妇家的独苗，比我大两岁的栓柱，傍晚时跟他娘吵了几句嘴，赌气跑了出去，说是去村口玩。结果，直到天黑透了也没回来。张寡妇急疯了，央求村里人帮忙找。大家打着火把，把村子周围翻了个遍，最后，在后山的边缘，发现了栓柱的一只鞋。
那只鞋孤零零地躺在一丛荆棘旁边，鞋帮上沾着湿泥和几片腐烂的树叶。
张寡妇当时就瘫软在地，哭得撕心裂肺：“我的儿啊！你咋跑这儿来了啊！是山里的东西把你叫走了吗？！”
村里最见多识广的老猎户五爷，蹲在发现鞋子的地方，脸色凝重地查看了半天，又竖起耳朵听了听风穿过林子的声音，最后摇摇头，对围着的人说：“都散了吧，别往里找了。这后山邪性，晚上更不能进。栓柱这孩子……怕是凶多吉少了。”
果然，栓柱再也没回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大人们私下议论，都说栓柱是听到了“山喊”，被那声音勾了魂，迷迷糊糊走进了后山，然后就……没了。张寡妇受不了打击，没多久就疯了，整天在村里游荡，逢人就抓住问：“看见我家栓柱没？他听见山喊了，我得去叫他回来……”
栓柱的失踪和“山喊”的恐怖，就此深深烙印在我心里。但说来也怪，恐惧到了极致，有时候反而会滋生出一种扭曲的、想要探究真相的冲动。尤其是当我慢慢长大，开始觉得那些神神鬼鬼的说法，或许只是大人们编出来吓唬小孩的。
这种矛盾的心理，在我十六岁那年达到了顶点。
那年初秋，村里从外面请来个放蜂人，姓胡，大家都叫他老胡头。他在前山向阳的坡地上搭了个简易的窝棚，放养几十箱蜜蜂。老胡头是个外乡人，五六十岁年纪，精瘦，黝黑，脸上总挂着点让人捉摸不透的笑，话不多，但眼睛很亮，看人时仿佛能看透你心里在想什么。他好像不怕“山喊”，有时晚上收工晚了，就一个人提着马灯，哼着小调从前山走回窝棚。
有一次，我去前山砍柴，路过他的蜂场。他正在检查蜂箱，看见我，招了招手，递给我一小块带着蜂巢的、晶莹剔透的蜂蜜。我不好意思白拿，就帮他搬了点空蜂箱。
休息时，我忍不住问：“胡伯，你一个人住这儿，晚上……不怕吗？”
“怕？怕啥？”老胡头坐在石头上，慢悠悠地卷着旱烟。
“后山的‘山喊’啊！村里人都说，那声音能勾人魂！”我压低声音，带着几分少年人故作的惊恐。
老胡头点上烟，深深吸了一口，烟雾模糊了他的脸。他眯着眼，看向后山那片墨绿色的、沉默的林海，半晌才说：“山喊？呵……哪座老山没点怪动静？风过林子像哭，野牲口叫唤像人语，自己吓自己罢了。”
他的语气平淡，甚至有点不屑，这和我从小到大听到的说法截然不同。我心里那点被压抑的好奇，像是火星落在了干草上。
“可是……栓柱哥他……”
“那孩子是命不好，走迷了路，或是遇到了野物。”老胡头打断我，语气依旧没什么波澜，“这山里，比鬼更可怕的，是迷路，是饿狼，是看不见的沟坎。”
他顿了顿，瞥了我一眼，那眼神让我有点不舒服，像是带着点审视，又像是藏着点什么。“小子，我在这山里跑的地方多了，见得也多了。有些事，听见了，就当没听见；看见了，就当没看见。别瞎琢磨，更别跟着声音走。这老山啊，它要是真想留你，有一万种法子。”
说完，他不再搭理我，自顾自地忙活去了。
老胡头的话，非但没打消我的疑虑，反而像一根刺，扎进了我心里。他那种见怪不怪的淡定，隐隐透着一股“知情”的味道。难道，“山喊”真的只是自然现象？那为什么村里人那么怕？为什么栓柱会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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