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小树”的提议,在四人的内部讨论中引发了一场短暂却激烈的低语风暴。风暴的中心,是那条不容逾越的“合规”红线。
“我明白你的意思,浩川。”林倩的眉头紧锁,手指在平板边缘无意识地敲击着,这是她遇到棘手问题时的习惯,“但以我们目前掌握的所谓‘线索’——一个十几年前问题青少年的化名,一段模糊的备注——去进行任何形式的追踪调查,无论多么隐蔽,都缺乏最起码的依据和授权。一旦被审计或察觉,就是严重的程序违规,甚至可能被认定为滥用职权。郑局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我们可以不从官方渠道走。”冯浩川的声音有些急促,逻辑学家的固执让他不愿放弃这条刚刚发现的、可能通向源头的细线,“马涛有他的办法,通过非正式的……”
“马涛的办法同样有风险。”刘世友打断了他,声音沉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而且,把马涛和他的人拖进来,意味着要将我们的怀疑扩散到更外围。在一切都没有实质性证据的情况下,这本身就是不负责任,也是对马涛的不公平。”
冯浩川张了张嘴,最终沉默下来。他明白刘世友和林倩是对的。刑警的权力和行动,必须框定在法律的格子里,越界一步,就可能满盘皆输,甚至伤及无辜。苏晓雯案的惨痛教训之一,就是时刻警惕因个人情感或执念而导致的判断偏差和行动冒进。
唐晓婷一直没有说话,此刻才缓缓开口,目光落在冯浩川带来的那份项目记录复印件上:“浩川的发现,价值不在于立刻去追查‘小树’这个人。而在于,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潜在的‘模式’。”
她拿起笔,在旁边的空白纸上画了一个简单的示意图:“一个专业观察者(王思淼),在一个特定的筛选场景(心理干预项目)中,有机会识别出具有某种极端情绪特质(对特定不公的深刻愤怒)的个体(如‘小树’)。这种识别,可能是无意识的专业敏感,也可能……是有目的的寻找。”
她抬起头,看向其他人:“如果我们暂时搁置对‘小树’具体下落的追查,而是将这个‘模式’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去重新审视我们手头所有的历史碎片呢?比如,周小梅的表姐,她是否也在某个类似的‘服务’或‘观察’场景中,与王思雨或王思淼产生过交集?比如,那个发表阴暗短文的匿名用户,其行文风格和关注主题,是否也符合某种被特定‘理念’筛选过的特征?”
林倩的眼睛微微一亮:“你是说,我们不做针对具体个人的追踪,而是做‘模式识别’和‘网络图谱重建’?利用现有的、合规范围内的历史公开数据,去尝试构建一个可能存在的、以特定理念或人物为中心的‘弱关联网络’?”
“对。”唐晓婷点头,“这更像是学术研究或犯罪心理学的案例分析,而不是刑事侦查。我们可以尝试去理解,而非去指证。”
这个思路像一束微光,穿透了因“不能做什么”而产生的沮丧迷雾。它提供了一条在红线之内继续前行的狭窄路径。
“可以操作。”刘世友最终拍板,“浩川,你负责主导这个‘模式分析’框架的构建,将董教授事件中的符号、博客内容、‘小树’案例中的情绪特征、林倩找到的早期匿名文本风格、甚至旧照片中的符号意象,都作为参数输入进去,看看是否能提炼出更清晰的‘理念筛选’或‘影响路径’模型。”
“林倩,你利用公开数据源和学术数据库,在不触及隐私和敏感信息的前提下,尽可能扩大对相关历史人物(王思淼、王思雨、周小梅表姐等)在特定时间段内活动网络的重建。重点不是他们做了什么,而是他们可能接触过什么人、参与过什么类型的活动、身处怎样的环境。”
“晓婷,你从法医和毒理学角度,继续深化对‘未知化合物痕迹’和‘潜在威胁化合物筛查’的研究,保持技术上的前瞻性。”
他顿了顿,语气更加凝重:“所有工作,必须严格限定在理论分析、历史研究和专业技术准备的范畴内。不形成任何指向明确的结论报告,不向任何外部人员透露,甚至在我们内部,也仅限于必要的信息同步。我们要做的,是让自己成为这个领域最专业的‘学者’,而不是越俎代庖的‘法官’。”
分工明确,界限清晰。这是一场戴着镣铐的舞蹈,每一步都必须精准落在合规的方格内。挫败感并未完全消失,但被一种更深沉、更坚定的决心所取代。既然无法强行推开那扇门,那就先用所有合规的工具,将门上的纹路、锁孔的形状、甚至空气中残留的气味,研究到极致。
然而,就在他们调整方向,准备投入这场静默的“学术研究”时,一片新的、更为厚重的帷幕,带着陈旧纸张和绝望的气息,猛地朝刘世友压了下来。
三天后的傍晚,刘世友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对方是一个声音苍老、带着浓重本地口音的老人,自称姓吴,是刘世友父亲刘建国当年的老同事,早已退休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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