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小树”的提议，在四人的内部讨论中引发了一场短暂却激烈的低语风暴。风暴的中心，是那条不容逾越的“合规”红线。
“我明白你的意思，浩川。”林倩的眉头紧锁，手指在平板边缘无意识地敲击着，这是她遇到棘手问题时的习惯，“但以我们目前掌握的所谓‘线索’——一个十几年前问题青少年的化名，一段模糊的备注——去进行任何形式的追踪调查，无论多么隐蔽，都缺乏最起码的依据和授权。一旦被审计或察觉，就是严重的程序违规，甚至可能被认定为滥用职权。郑局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我们可以不从官方渠道走。”冯浩川的声音有些急促，逻辑学家的固执让他不愿放弃这条刚刚发现的、可能通向源头的细线，“马涛有他的办法，通过非正式的……”
“马涛的办法同样有风险。”刘世友打断了他，声音沉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而且，把马涛和他的人拖进来，意味着要将我们的怀疑扩散到更外围。在一切都没有实质性证据的情况下，这本身就是不负责任，也是对马涛的不公平。”
冯浩川张了张嘴，最终沉默下来。他明白刘世友和林倩是对的。刑警的权力和行动，必须框定在法律的格子里，越界一步，就可能满盘皆输，甚至伤及无辜。苏晓雯案的惨痛教训之一，就是时刻警惕因个人情感或执念而导致的判断偏差和行动冒进。
唐晓婷一直没有说话，此刻才缓缓开口，目光落在冯浩川带来的那份项目记录复印件上：“浩川的发现，价值不在于立刻去追查‘小树’这个人。而在于，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潜在的‘模式’。”
她拿起笔，在旁边的空白纸上画了一个简单的示意图：“一个专业观察者（王思淼），在一个特定的筛选场景（心理干预项目）中，有机会识别出具有某种极端情绪特质（对特定不公的深刻愤怒）的个体（如‘小树’）。这种识别，可能是无意识的专业敏感，也可能……是有目的的寻找。”
她抬起头，看向其他人：“如果我们暂时搁置对‘小树’具体下落的追查，而是将这个‘模式’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去重新审视我们手头所有的历史碎片呢？比如，周小梅的表姐，她是否也在某个类似的‘服务’或‘观察’场景中，与王思雨或王思淼产生过交集？比如，那个发表阴暗短文的匿名用户，其行文风格和关注主题，是否也符合某种被特定‘理念’筛选过的特征？”
林倩的眼睛微微一亮：“你是说，我们不做针对具体个人的追踪，而是做‘模式识别’和‘网络图谱重建’？利用现有的、合规范围内的历史公开数据，去尝试构建一个可能存在的、以特定理念或人物为中心的‘弱关联网络’？”
“对。”唐晓婷点头，“这更像是学术研究或犯罪心理学的案例分析，而不是刑事侦查。我们可以尝试去理解，而非去指证。”
这个思路像一束微光，穿透了因“不能做什么”而产生的沮丧迷雾。它提供了一条在红线之内继续前行的狭窄路径。
“可以操作。”刘世友最终拍板，“浩川，你负责主导这个‘模式分析’框架的构建，将董教授事件中的符号、博客内容、‘小树’案例中的情绪特征、林倩找到的早期匿名文本风格、甚至旧照片中的符号意象，都作为参数输入进去，看看是否能提炼出更清晰的‘理念筛选’或‘影响路径’模型。”
“林倩，你利用公开数据源和学术数据库，在不触及隐私和敏感信息的前提下，尽可能扩大对相关历史人物（王思淼、王思雨、周小梅表姐等）在特定时间段内活动网络的重建。重点不是他们做了什么，而是他们可能接触过什么人、参与过什么类型的活动、身处怎样的环境。”
“晓婷，你从法医和毒理学角度，继续深化对‘未知化合物痕迹’和‘潜在威胁化合物筛查’的研究，保持技术上的前瞻性。”
他顿了顿，语气更加凝重：“所有工作，必须严格限定在理论分析、历史研究和专业技术准备的范畴内。不形成任何指向明确的结论报告，不向任何外部人员透露，甚至在我们内部，也仅限于必要的信息同步。我们要做的，是让自己成为这个领域最专业的‘学者’，而不是越俎代庖的‘法官’。”
分工明确，界限清晰。这是一场戴着镣铐的舞蹈，每一步都必须精准落在合规的方格内。挫败感并未完全消失，但被一种更深沉、更坚定的决心所取代。既然无法强行推开那扇门，那就先用所有合规的工具，将门上的纹路、锁孔的形状、甚至空气中残留的气味，研究到极致。
然而，就在他们调整方向，准备投入这场静默的“学术研究”时，一片新的、更为厚重的帷幕，带着陈旧纸张和绝望的气息，猛地朝刘世友压了下来。
三天后的傍晚，刘世友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对方是一个声音苍老、带着浓重本地口音的老人，自称姓吴，是刘世友父亲刘建国当年的老同事，早已退休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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