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市归来，陈墨坐在永平坊的小院里，面前摊着一卷《左传》，目光却投向窗外那片被夕阳染成金黄的天空。
白日里西市的繁华仍在眼前挥之不去——那些叮当作响的波斯银器、飘着异域香料的食肆、能歌善舞的胡姬、以及操着各种口音却都说着一口流利唐话的商贾。
这一切构成了盛唐气象最直观的注脚：开放、包容、自信。
然而这表面的繁荣之下，却隐藏着比坊墙更高、比城门更厚的壁垒。
今日清晨，陈墨在坊口的茶铺里，亲眼目睹了一幕这样的场景。
一个穿着锦缎的商人模样的中年男子，正与几位穿着细麻布衣的士子交谈。
那商人谈吐不俗，对《诗经》《尚书》信手拈来，显然受过良好教育。但当他想请几位士子到西市最好的酒楼一聚时，为首的年长士子只是淡淡拱手：“商贾不得入雅集，此乃礼制，望君见谅。”
那商人脸上掠过一丝难堪，却不敢有丝毫怨言，只是更深地弯下腰：“是在下唐突了。”
待商人走后，陈墨听见那年轻些的士子低声问：“兄长为何如此？那王掌柜据说家财万贯，在洛阳、扬州皆有产业，且他确实精通经史...”
“糊涂！”年长者打断他，“《大唐律》明文规定：商贾及其子孙三代不得参加科举，不得与士族通婚，不得服丝帛，不得乘高车。你我今日若与他同席而食，明日便会被士林耻笑，仕途尽毁！”
在这个时代，对四民之分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士族子弟可以荫补入仕，可以免赋税徭役，可以穿着色彩鲜艳的丝绸，可以乘坐装饰华丽的马车；而商人，哪怕富可敌国，也只能穿粗麻、素绢，乘不加装饰的牛车，且他们的名字永远不可能出现在科举的榜单上。
更残酷的是，这种划分是世袭的。一个商人的儿子、孙子、曾孙，无论多么才华横溢，都改变不了“商籍”这个烙印。
想要跨越这道鸿沟，唯一的途径是——放弃经商，三代之后，或许可以摆脱“贱籍”的身份。
可三代人，近百年光阴，有多少家族能等得起？
更何况，就算是商人之家愿意花费时间去等待，花费精力去培养后世子孙，也未必有机会科举入仕。
士农工商最上面，还有各大家族，还有五姓七望。
这是一个出身高于一切的时代。
想当初，太宗皇帝为了抬高皇室地位，下令重修《氏族志》，但却依旧不管用。
如今民间流传的、真正被士族认可的，还是另一套排名——在那份名单上，皇室李氏仅排在第三等，而崔、卢、李、郑、王五姓七望，始终高居榜首。
高宗时期的宰相薛元超，已是位极人臣，晚年却感叹平生三大憾事之一，便是“不得娶五姓女”。连宰相都配不上这些家族的嫡女，这是何等的高傲！
而这些家族的傲慢，源自他们数百年积累的底蕴。
从东汉到隋唐，五姓七望通过联姻、师徒、门生故吏等关系，编织成一张覆盖整个帝国的巨网。
朝中高官，十之七八或出自这些家族，或与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地方州县，他们的庄园、产业遍布天下，僮仆成千上万，私兵甚至超过一些边州驻军。
更重要的是文化垄断。在印刷术尚未普及的年代，书籍是稀缺资源。
五姓七望的藏书阁中，往往藏有外界难得一见的孤本、善本。
他们的族学，延请的是当世大儒；他们的子弟，从启蒙时接触的就是最正统的经学传承。
科举？那看似公平的选拔制度，实际上从诞生之初就被世家大族掌控。
今日午后，陈墨在国子监外的槐树下，与一位落第举子对谈。
那举子姓张，河北道人士，已是第四次来长安应试。他苦笑着告诉陈墨：“都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我今年三十有五，连明经科都未中，惭愧啊。”
陈墨问其缘由，那张举子长叹一声，缓缓道来：“明经科考帖经、墨义，看似只需熟背经书即可。可考官出题，往往从那些罕见注疏中选取。寒门学子，能有一套《五经正义》已是难得，哪像那些世家子弟，家中藏有郑玄、王弼、孔颖达等各家注疏，甚至还有汉代古本？”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更别说进士科了。考诗赋、策论，不仅看文采，更要看‘名望’。考前需‘行卷’——将自己的诗文投递给权贵名流，获得他们的赏识和推荐。若无门路，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也难入考官法眼。”
长安城东西两市最豪华的酒楼里，常有世家子弟举办文会，邀请当朝名士、主考官赴宴。
席间吟诗作赋，第二天这些诗作就会传遍长安，作者的名字自然也被权贵记住。
而那些寒门学子呢？他们住在简陋的客栈里，甚至郊外的破庙中，每天为下一顿饭发愁。他们的诗文，往往连那些高门大户的门房都通不过。
“去年进士科取二十三人，”张举人语气愈发苦涩，“其中十八人出自五姓七望及其姻亲，三人是朝中高官子弟，剩下的两人...据说一人是淮南节度使的外甥，另一人是剑南道某大族的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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