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市归来,陈墨坐在永平坊的小院里,面前摊着一卷《左传》,目光却投向窗外那片被夕阳染成金黄的天空。
白日里西市的繁华仍在眼前挥之不去——那些叮当作响的波斯银器、飘着异域香料的食肆、能歌善舞的胡姬、以及操着各种口音却都说着一口流利唐话的商贾。
这一切构成了盛唐气象最直观的注脚:开放、包容、自信。
然而这表面的繁荣之下,却隐藏着比坊墙更高、比城门更厚的壁垒。
今日清晨,陈墨在坊口的茶铺里,亲眼目睹了一幕这样的场景。
一个穿着锦缎的商人模样的中年男子,正与几位穿着细麻布衣的士子交谈。
那商人谈吐不俗,对《诗经》《尚书》信手拈来,显然受过良好教育。但当他想请几位士子到西市最好的酒楼一聚时,为首的年长士子只是淡淡拱手:“商贾不得入雅集,此乃礼制,望君见谅。”
那商人脸上掠过一丝难堪,却不敢有丝毫怨言,只是更深地弯下腰:“是在下唐突了。”
待商人走后,陈墨听见那年轻些的士子低声问:“兄长为何如此?那王掌柜据说家财万贯,在洛阳、扬州皆有产业,且他确实精通经史...”
“糊涂!”年长者打断他,“《大唐律》明文规定:商贾及其子孙三代不得参加科举,不得与士族通婚,不得服丝帛,不得乘高车。你我今日若与他同席而食,明日便会被士林耻笑,仕途尽毁!”
在这个时代,对四民之分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士族子弟可以荫补入仕,可以免赋税徭役,可以穿着色彩鲜艳的丝绸,可以乘坐装饰华丽的马车;而商人,哪怕富可敌国,也只能穿粗麻、素绢,乘不加装饰的牛车,且他们的名字永远不可能出现在科举的榜单上。
更残酷的是,这种划分是世袭的。一个商人的儿子、孙子、曾孙,无论多么才华横溢,都改变不了“商籍”这个烙印。
想要跨越这道鸿沟,唯一的途径是——放弃经商,三代之后,或许可以摆脱“贱籍”的身份。
可三代人,近百年光阴,有多少家族能等得起?
更何况,就算是商人之家愿意花费时间去等待,花费精力去培养后世子孙,也未必有机会科举入仕。
士农工商最上面,还有各大家族,还有五姓七望。
这是一个出身高于一切的时代。
想当初,太宗皇帝为了抬高皇室地位,下令重修《氏族志》,但却依旧不管用。
如今民间流传的、真正被士族认可的,还是另一套排名——在那份名单上,皇室李氏仅排在第三等,而崔、卢、李、郑、王五姓七望,始终高居榜首。
高宗时期的宰相薛元超,已是位极人臣,晚年却感叹平生三大憾事之一,便是“不得娶五姓女”。连宰相都配不上这些家族的嫡女,这是何等的高傲!
而这些家族的傲慢,源自他们数百年积累的底蕴。
从东汉到隋唐,五姓七望通过联姻、师徒、门生故吏等关系,编织成一张覆盖整个帝国的巨网。
朝中高官,十之七八或出自这些家族,或与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地方州县,他们的庄园、产业遍布天下,僮仆成千上万,私兵甚至超过一些边州驻军。
更重要的是文化垄断。在印刷术尚未普及的年代,书籍是稀缺资源。
五姓七望的藏书阁中,往往藏有外界难得一见的孤本、善本。
他们的族学,延请的是当世大儒;他们的子弟,从启蒙时接触的就是最正统的经学传承。
科举?那看似公平的选拔制度,实际上从诞生之初就被世家大族掌控。
今日午后,陈墨在国子监外的槐树下,与一位落第举子对谈。
那举子姓张,河北道人士,已是第四次来长安应试。他苦笑着告诉陈墨:“都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我今年三十有五,连明经科都未中,惭愧啊。”
陈墨问其缘由,那张举子长叹一声,缓缓道来:“明经科考帖经、墨义,看似只需熟背经书即可。可考官出题,往往从那些罕见注疏中选取。寒门学子,能有一套《五经正义》已是难得,哪像那些世家子弟,家中藏有郑玄、王弼、孔颖达等各家注疏,甚至还有汉代古本?”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更别说进士科了。考诗赋、策论,不仅看文采,更要看‘名望’。考前需‘行卷’——将自己的诗文投递给权贵名流,获得他们的赏识和推荐。若无门路,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也难入考官法眼。”
长安城东西两市最豪华的酒楼里,常有世家子弟举办文会,邀请当朝名士、主考官赴宴。
席间吟诗作赋,第二天这些诗作就会传遍长安,作者的名字自然也被权贵记住。
而那些寒门学子呢?他们住在简陋的客栈里,甚至郊外的破庙中,每天为下一顿饭发愁。他们的诗文,往往连那些高门大户的门房都通不过。
“去年进士科取二十三人,”张举人语气愈发苦涩,“其中十八人出自五姓七望及其姻亲,三人是朝中高官子弟,剩下的两人...据说一人是淮南节度使的外甥,另一人是剑南道某大族的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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