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南方的夜港像一锅刚被搅动的热油，灯火、人声、货箱翻动的闷响，汇成一股焦躁而贪婪的暗流。短短半个月里，三座最大的土邦码头同时挂出了“高价无限收”的旗语——从硝石、火绳、铅丸到粮食、药材、帆布，甚至西洋雇佣兵的合同，全都按双倍市价收进。
最靠近马六甲海峡的港口内，一位裹着金丝头巾的王府管家站在栈桥上，手里晃着一袋沉甸甸的卢比，声音压得很低：“诸位听着，货不问来路，量不问多少，只要今晚能装满我的船舱，金币当场过秤。”话音未落，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代理悄悄把一箱标注“工具”的木箱推了过去——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二十支燧发枪；旁边的英格兰船长则把帽檐压得更低，示意水手把两桶“葡萄酒”搬上小艇——桶里装的是颗粒火棉。管家只掀开一角，便满意地点头，手一挥，两名披甲亲兵立刻用黑布把货箱蒙住，抬进早已候在暗处的牛车。
更诡异的是，那些金发碧眼的雇佣兵也被分批召进土邦。他们被要求签下“沉默誓约”，名字、国籍、履历一律用波斯文重新登记，随即换上本地棉袍，连随身佩剑都要漆成黑色。夜里，他们在王府后院的射箭场集合，每人领到一袋沉甸甸的金币和一张手绘地图——图上用朱砂圈出了三座港口的炮台位置，却没有一句解释。“问什么问？”领队的葡萄牙老兵耸耸肩，把金币咬了咬，“给得起钱，我就给得起命。”
消息像长了翅膀。加尔各答的英国商行、马六甲的荷兰货栈、甚至远在广州的汉国船帮，都收到同样的口信：“土邦王爷急需大宗物资，现银交易，不问用途。”于是，更多的商船开始往南方涌：
一艘悬挂安汶旗的快船连夜卸下火药；
两艘伪装成渔船的阿拉伯单桅船悄悄运来五百套锁子甲；
甚至连一向只做香料生意的法兰西商队，也把最新到货的六磅野战炮拆成零件，塞进茶叶箱里。
码头的灯火通宵不灭，秤砣与金币的碰撞声成了唯一的节拍。没有人知道这些王爷究竟要干什么，但所有人都明白：只要土邦的金库还没见底，这条暴利的暗河就会继续汹涌。
夜色刚落，印度南方各港口的灯火便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掐灭，只留下零星几盏挂在土邦旗杆上的红灯笼，在风里摇晃，像滴血的眼睛。过去通宵达旦的市集、酒肆、赌档，如今全被木栅和铁链封得死紧。
加尔各答旧码头，黄昏最后一艘货船还没卸完，士兵已擂鼓三遍：
“日落即闭港，敢留岸者——囚！”
火把照出他们腰间的弯刀，刀鞘敲在护胫甲上，发出整齐的“哒哒”声。
几个荷兰商人正把最后一箱豆蔻往仓库里推，闻声破口大骂：
“我们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凭什么——”
话音未落，枪托已砸在为首的肩上。那人惨叫一声，被反剪双手，像捆麻袋似的拖向土牢。铁门“哐啷”合上，回声在空街里滚出老远。
次日拂晓，牢门再开，荷兰人脸上全是鞭痕，衣裳被撕成破布。他们被押回码头，当众宣读“夜犯禁令”的罪状，再丢进囚船。血腥味混着晨雾，让围观的外国商队噤若寒蝉。
港口告示牌上新贴的王命用波斯文、梵文、葡萄牙文并排写着：
“夜行者，不问国籍，一律收押。特许通行，唯凭王爷朱印。”
墨迹未干，就被火把烤得卷曲，像一张张冷笑的脸。
自此，太阳一落，整片海岸便沉入死寂。只有巡逻队的皮靴踏过石板，和远处偶尔传来的犬吠，提醒着所有人：土邦王爷这次是动真格的。
夜色刚笼住港口，汉国商船“远丰号”的甲板上便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新任船长程怀瑾立在舷梯口，面色冷峻，把手里的铜锣敲得震天响：“熄灯、收跳板！今夜无论谁，一概不准下船！”
水手们正抬着最后两筐豆蔻，闻声立即刹住。跳板“砰”地一声被抽回，铁钩碰撞声在静夜里格外刺耳。
“掌柜的，那批淡水还缺两桶，明早……”一名伙计小声提醒。
程怀瑾抬眼望向码头——土邦兵的火把排成长龙，弯刀在火光里闪成银线。他压低嗓音：“缺什么，叫掮客送上来。谁敢上岸，出了事别指望我拉人。”
副手老周把一张清单塞进印度掮客手里，语速飞快：“清水十桶、干椰枣五袋、煤四十担，子时前送到船尾，多给一两银子，别多问。”掮客把纸条掖进缠头布，消失在巷口黑暗里。
两名年轻水手刚摸到舷边想溜去岸上，被老周一把拽住。
“嫌命长？昨晚荷兰人被抓进土牢，鞭子蘸盐水的事忘了？”
年轻人咽口唾沫，把脚缩回阴影里。
船舱里，程怀瑾把舱门闩死，回头对众人道：“船头船尾各留两人守夜，燧发枪上膛，口令是‘赤龙’。听见陌生口音，先问口令，答不上来——直接开火。”
水手们齐声低应，声音像闷在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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