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的寡妇，死后必须撑红纸伞下葬。
说是能镇住怨气，保一方平安。
那天下葬陈寡妇，八岁的弟弟不懂事，伸手接了送葬队伍里多出来的一把伞。
当晚，弟弟开始对着空墙角说话。
“娘，那个撑红伞的阿姨站在你身后，她怎么不说话呀？”
母亲脸色煞白，呵斥他胡说。
我却看见弟弟的影子旁边，慢慢多了一道撑伞的女人轮廓。
弟弟一天天消瘦，眼窝发青，总在半夜学女人梳头。
母亲偷偷请来神婆，神婆一见弟弟就倒吸冷气。
“坏了，她把伞递给了你儿子，这是要找个替身回阳间啊。”
神婆说，必须在头七那晚，把伞塞回棺材里。
可弟弟死死抱着那把红纸伞，咧嘴对我们笑。
“伞是我的了，我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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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地方，偏僻，老规矩多。别的规矩破了也就破了，唯有一条，谁也不敢马虎——村里的寡妇，死后入殓，必须得撑一把红纸伞。大红的油纸，竹制的骨架，说是能压住她们身上的怨气，免得滞留阳间，祸害活人。一代代传下来的说法，灵验不灵验不知道，但没人敢试。
陈寡妇是吊死的。发现时，人都硬了，舌头吐得老长。她男人死得早，没留下孩子，性子又孤拐，平时就不太跟人来往。这下横死，村里人背后都嘀咕，说怨气肯定轻不了。
出殡那天，天色沉得像是要滴出水来。灰蒙蒙的云压得极低，队伍抬着那口薄皮棺材，悄无声息地往村外乱葬岗走。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除了抬棺的八个壮劳力，后面稀稀拉拉跟着几个胆大的男人，再就是些半大小子看热闹。女人们是绝不敢来的。
按规矩，得有一个族老，捧着一把崭新的红纸伞，走在棺材最前头。等到了坟地，棺材入土前，把这伞撑开，搁在棺材盖上，一起埋了。
可那天邪了门。
队伍刚出村口，不知道从哪个旮旯角落里，钻出来一个撑伞的女人。也穿着白孝服，也低着头，手里也攥着一把一模一样的红纸伞，悄没声地就跟在了送葬队伍的尾巴上。
人多杂乱，起初谁也没留意。直到我那年仅八岁的弟弟，狗娃，好奇地东张西望，看见了那个女人。
那女人隔着几步远，把手里那把红纸伞，往前一递，伞柄直直地朝向狗娃。她低着头，脸藏在伞影里，看不真切，只觉得那手臂白得瘆人，没有一点活气。
狗娃这小子，平时就虎了吧唧，不知轻重。他见那伞红得鲜亮，觉得好玩，竟咧开嘴一笑，伸出小手，一把就接了过来。
“狗娃！” 我爹当时就走在旁边，看见这一幕，魂都快吓飞了，压低嗓子厉喝一声，想阻止已经晚了。
狗娃被爹一吼，吓了一跳，手里紧紧攥着那把伞，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再回头去找那个递伞的女人，队伍后面空荡荡的，哪里还有人影？就好像刚才那一眼，只是所有人的错觉。
可狗娃手里，真真切切，多了一把红得刺眼的纸伞。
队伍一下子骚动起来，交头接耳，人人脸上都没了血色。捧着主伞的那位族老，回头狠狠瞪了我们家一眼，嘴唇哆嗦着，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催促抬棺的走快些。
那天的葬礼仪程是怎么匆匆走完的，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回家路上，爹一把夺过狗娃手里的红纸伞，想把它撕了、烧了。可那看似脆弱的油纸伞，任凭爹怎么撕扯踹踏，竟连个破口都没有。爹没办法，只好把它扔到了院墙角落的柴火堆里，眼不见为净。
噩梦，从那天晚上就开始了。
吃过晚饭，狗娃不像往常那样缠着我玩，而是搬了个小板凳，坐到堂屋的黑漆漆的墙角，面朝着墙，嘀嘀咕咕地说起话来。
开始我们没在意，以为小孩自己玩过家家。
直到母亲催他洗脸睡觉，狗娃才回过头，指着空无一物的墙角，天真地说：“娘，那个撑红伞的阿姨站在你身后，她怎么不说话呀？”
母亲当时正在收拾碗筷，听到这话，手一抖，碗差点摔在地上。她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猛地转身看向身后——空的。
“胡说八道什么！哪有什么阿姨！” 母亲声音尖厉，带着难以掩饰的恐惧，一把将狗娃从板凳上拽起来，“不准乱说！快去睡觉！”
狗娃被母亲的反应吓到了，瘪瘪嘴，没再吭声。
我却站在门口，浑身冰凉。刚才狗娃说话的时候，借着昏黄的油灯光，我分明看见，弟弟投在墙壁上的那个小小的影子旁边，一道模糊的、撑着伞的、女人的轮廓，像滴入水里的墨，一点点地渗了出来，安静地立在那里。
从那天起，狗娃就变了。
他不再活泼好动，常常一个人发呆，或者对着空墙角嘀嘀咕咕，内容听不真切，但那语调，时而像在争辩，时而像在哀求。他的小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下去，眼窝泛着不祥的青黑色，像是多久没睡好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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