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律令革新
一、狱中惊梦，旧法之弊
显庆元年的深冬，刑部大牢的油灯忽明忽暗，映照着墙角蜷缩的身影。囚犯张三郎是个长安的小商贩，上月因误售了一匹褪色的绸缎，被买家告到官府，按《唐律》“诈欺” 条，判了杖责四十、流放三千里。此刻他正发着高烧，伤口溃烂流脓，嘴里喃喃着：“不过一匹布…… 为何要判这么重……”
牢门外，大理寺少卿赵文恪正在巡查。他是贞观年间的老臣，看着这一幕，眉头紧锁。张三郎的案子他看过，绸缎褪色虽是事实，却并非故意欺诈，按旧律判流放，确实过重。“这样的案子，今年已经有七起了。” 他对狱卒叹道，“百姓做生意难免有过失，旧法太严，反而容易逼得人走投无路。”
此事很快传到李治耳中。他正在立政殿与武则天翻看各地刑狱奏报，看到张三郎的卷宗时，指尖在 “流放三千里” 几个字上反复摩挲。“一匹绸缎，换三年流放，” 他沉声道，“律法是用来惩恶的，不是用来逼良为娼的。这样的旧法，该改了。”
武则天接过卷宗，指着其中的 “诈欺” 条解释：“此条沿用隋律，那时天下初定，需严刑峻法震慑宵小。但如今已是永徽盛世，百姓安居乐业，律法当宽严相济，既要惩治恶人，也要体恤百姓无心之失。” 她翻到另一页，“您看这起案子，陕州有个老农，因灾年欠了赋税，被按‘抗税’判了徒刑，家里的田都荒了，这不是逼着百姓更苦吗？”
李治将奏报重重拍在案上：“传朕旨意，让长孙无忌、褚遂良、狄仁杰牵头，会同刑部、大理寺、御史台，重修《唐律》！新律要‘以民为本’，删繁就简，轻重适宜，让百姓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更要让他们觉得，律法是护着他们的。”
旨意一下，朝野震动。老臣们多有顾虑，认为 “祖宗之法不可变”，褚遂良却力排众议：“法者，治之端也。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贞观年间，先帝也曾修订律法，删去苛刑，才有今日之治。陛下此举，深得先帝遗风。”
修订律令的班子很快组建起来，狄仁杰负责搜集民间对旧法的怨言，他带着属吏走遍长安的市集、乡村，记录下百姓的心声：“偷一文钱就判笞刑，太严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利息不能太高，不然还不起”“邻里纠纷，官府能不能先调解，别动不动就判刑”……
这些带着烟火气的诉求，被一一写进《律令修订刍议》，呈到李治案前。他看着上面 “百姓希望‘过失’与‘故意’分判”“轻罪可罚钱抵刑” 等建议，对大臣们说：“你们看，百姓要的不是严苛的律法，是公平的对待。新律，就要给他们这份公平。”
二、朝堂辩法，宽严之度
显庆二年春，律令修订草案完成，在朝会上引发了激烈争论。草案中讲 “诈欺” 分为 “故意” 与 “过失”，故意者重判，过失者减罚；欠税者若因灾年，可延期缴纳，无需判刑；甚至规定 “邻里纠纷，先经里正调解，调解不成再告官”。
长孙无忌首先反对：“过失诈欺若减罚，恐纵容百姓投机取巧，市集秩序难维持。” 他指着 “欠税延期” 条，“若人人都以‘灾年’为由欠税，国库收入何在？”
狄仁杰反驳：“去年张三郎案，他本是老实商贩，只因绸缎褪色就流放，百姓皆言不公。若新律能区分故意与过失，既能惩恶，又能存善，何乐而不为？至于欠税，草案规定‘需经官府核查属实’，并非随意延期，何来国库受损之说？”
户部尚书也站出来：“臣以为，轻罪罚钱抵刑可行。去年全国因轻罪入狱者三千余人，多是小贩、农夫，他们入狱后，家计无着，反而成了朝廷负担。若罚钱抵刑，既能惩戒，又能让他们继续谋生，两全其美。”
争论持续了三日，李治始终沉默旁听，直到第四日，他才开口：“朕给你们讲个故事。贞观年间，有个老农因误踩了县尉的麦田，按律当杖责。先帝得知后，说‘老农非故意，且麦田损失甚微’，只罚了他三斗麦。后来那老农年年给县衙送新麦，说‘朝廷懂理，俺不能忘恩’。”
他看向长孙无忌：“舅舅，律法的根本是什么？是让百姓服，不是让百姓怕。若百姓觉得律法不公，即便判了刑，心里也不服，这样的律法，能安天下吗？”
又对狄仁杰说：“但宽也不是纵容。故意作恶者，必须严惩，不然就是对良民的不公。新律要像一把尺子，既不能太短，也不能太长，要正好量出是非曲直。”
最终，李治拍板：“草案按‘宽严相济’原则修改，保留‘过失减罚’‘欠税核查延期’‘调解优先’等条，增加‘故意作恶加倍处罚’款。” 他命人将修改后的草案印发全国，让百姓提意见，“凡有合理建议，皆可采纳”。
消息传到长安西市，商贩们围着告示议论纷纷。卖胡饼的阿古拉拍手：“这样好！上次俺不小心多收了客人一文钱，吓得好几天睡不着，现在知道是过失，罚点钱就行，不用坐牢了！” 绸缎铺张掌柜也说：“区分故意和过失，才叫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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