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受的是祖叔。他抽烟抽得更凶了,常常一整夜蹲在门口,烟火在黑暗中明灭。有次我起夜,看见他对着老鸦冲的方向发呆,眼角似乎有泪光。他几次想跟我说话,可话到嘴边,又变成了剧烈的咳嗽,最后只是用粗糙的手摸了摸我的头,把那句没说出口的话,咽回了肚子里。
临走前一晚,父亲把我叫到他的房间。他从那个磨破了皮的黑色人造革包里,掏出一个崭新的铁皮铅笔盒 —— 上面印着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的红字,还有一只抱着竹子的熊猫。“小生,” 父亲的声音有些沙哑,“这个给你,在学校好好读书。等爸在潮州站稳了,就接你过去,咱们一家人还像以前一样。” 我接过铅笔盒,冰凉的铁皮硌着手心,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
第二天天还没亮,阿伟就开着拖拉机来了。父母的行李不多,就两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母亲抱着弟弟,哭得肩膀不停发抖,她反复摸着我的脸,想说什么,却只是哽咽着说不出话。父亲红着眼圈,用力抱了抱我,然后提起行李,转身爬上拖拉机。
祖婶站在一旁,用围裙擦着眼泪。祖叔蹲在屋檐下,手里夹着烟,却忘了点燃。他看着我,眼神里的负罪感几乎要溢出来,仿佛把我留下,是他一手造成的。
拖拉机 “突突突” 地发动了,巨大的噪音打破了村庄的宁静。弟弟被吓得哭了起来,母亲赶紧哄着他。车子缓缓开动,卷起一阵尘土,父亲从车窗探出头,对着我大喊:“小生,听话!爸很快就回来接你!”
我追到村口的老樟树下,看着拖拉机在黄土路上颠簸着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山路的拐角。风从后山吹过来,带着松针的清香,也带着那股熟悉的、冰冷的 “注视感”。我知道,从这一刻起,这个家被分成了两半 —— 一半在遥远的潮州,为了生活奔波;一半在这个村庄,被无形的契约捆绑。
我转过身,看见祖叔站在我身后。他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披在我身上,声音沙哑地说:“回吧,天快亮了,还要上学呢。” 他的手很凉,却带着让人安心的力量。
那天的早读课,我打开崭新的铅笔盒,看着里面整齐的铅笔和橡皮,突然就想起父亲说的话。窗外的阳光照在课本上,可我却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我知道,父母去潮州是为了这个家,可我也清楚,只要身上的 “契爷” 契约还在,我或许永远也走不出这个村庄。
放学回家时,祖叔在院子里编竹筐。他看见我,从兜里掏出一颗水果糖,递给我:“阿生,别担心,有阿叔在呢。” 我接过糖,剥开糖纸放进嘴里,甜丝丝的味道,却怎么也压不住心里的苦涩。
夜里,我把祖叔给的木牌放在枕头底下,又把父亲送的铅笔盒放在床头柜上。月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地上,像一道银色的线。我摸着木牌上的符文,突然就想起祖叔说的话 ——“有些东西,知道了未必是好事”。或许,我这辈子,都要带着这份契约,守着这个村庄,等着父母回来接我的那一天。可我也不知道,那一天,究竟要等多久。
父亲他们走后的第七天,祖叔一早就把我从被窝里叫了起来。他难得换上了件浆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手里还拿着个用红布包着的小包裹,眼神比往常更凝重。“阿生,今天跟阿叔去趟邻村,找张道爷帮你看看。”
我揉着惺忪的睡眼,心里咯噔一下。自上次认了 “契爷”,祖叔很少再提这些事,如今突然要去找道爷,难不成是 “契爷” 那边又有了动静?我没敢问,只是默默跟着祖叔往村口走。邻村离我们村有八里地,要翻过一座山,祖叔走得很快,手里的红布包裹被风吹得轻轻晃荡,里面不知道装了什么,偶尔能听见细碎的金属碰撞声。
路上没什么人,只有晨雾裹着草叶的潮气扑面而来。快到邻村时,远远就看见村口的老槐树下围着不少人,烟雾缭绕,还隐约传来锣鼓声。祖叔加快了脚步,拉着我的手挤进人群 —— 中间空出一块不大的场地,地上铺着暗红色的毡布,毡布中央摆着一张供桌,桌上放着香炉、烛台,还有一尊半尺高的关公像,红脸长须,手持青龙偃月刀,眼神锐利得像是要从神像里透出来。
供桌旁站着个六十来岁的老人,穿一身黑色道袍,道袍袖口和领口绣着暗黄色的符文,头发用木簪绾在脑后,脸上皱纹很深,却透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这就是张道爷。” 祖叔在我耳边低声说,声音里带着几分敬畏。
张道爷正闭着眼,手里捏着桃木剑,嘴里念念有词。他身前的香炉里插着三炷香,香灰直直地落在毡布上,没有一丝歪斜。突然,道爷睁开眼,眼神骤然变得凌厉,桃木剑 “唰” 地指向天空,大喝一声:“吉时到,有请关圣帝君!”
周围的人瞬间安静下来,连风吹过树叶的声音都变得清晰。道爷从供桌下拿出一个黄铜铃铛,“叮铃铃” 地摇了起来,脚步开始围着供桌转圈,嘴里的咒语念得越来越快,声音也越来越高,到后来竟有些沙哑,像是换了个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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