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说明白这木牌的具体用处，但我懂了。这是另一道护身符，或许是他们这一脉流传下来的最后一点压箱底的东西，用来平衡或者说抵御那名分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紧紧攥着那块木牌，喉咙哽咽，说不出话。祖叔拍了拍我的肩膀，叹了口气：“走吧，走了也好……外面的世界大，也许……有别的路子。”
第二天清晨，我背着一个崭新的、母亲连夜赶工缝制的布书包，里面装着几件衣服和那块用红布包着的冰冷木牌。父母脸上洋溢着期盼的笑容，弟弟羡慕地看着我的新书包。
我回头看了看祖叔祖婶。祖婶眼睛红红的，塞给我两个热乎乎的鸡蛋。祖叔站在门槛阴影里，依旧蹲着，吧嗒吧嗒地抽着烟，烟雾笼罩着他，看不清表情。他只是对我挥了挥手，示意我快走。
我跟着父母，踏上了那条通往镇上的黄土路。每一步，都感觉像是踩在无形的线上，线的一端在我脚下，另一端，却牢牢系在身后那座渐行渐远的破庙里。
我没有再回头去看那口老井，也没有去看老鸦冲的方向。
我知道，有些东西，是甩不脱的。
它给了我暂时的安宁，也给了我一个终身无法摆脱的“名分”。
前方的城镇笼罩在晨雾中，看起来熙攘而陌生。那里有学校，有新的生活，也可能有新的、未知形态的“诡异”。
认下“契爷”后的那份诡异的平静，像一层薄冰，覆盖在村庄和我们家的生活之上。冰层之下，暗流依旧涌动，只是换了形式。于我，是那无处不在的、冰冷的“注视”；于家，则是另一种更为现实、却也裹挟着命运无常的波澜。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以前做老师、放电影，后来跑去广东打工，回村后总觉得种地不是长远之计，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想重新撑起这个家。那段时间，村里渐渐有了些变化，镇上、县里开始有一些工程，修路、挖地基，需要一种叫做“挖掘机”的新鲜玩意。村里有个叫阿伟的后生，比父亲小几岁，头脑活络，不知从哪里学会了开这铁家伙，据说在外面包点小工程，赚了些钱，每次回村都穿着簇新的夹克，抽着带过滤嘴的香烟，惹得不少人眼热。
父亲和阿伟以前关系就不错，阿伟小时候家里穷，父亲还偷偷给过他铅笔作业本。这次阿伟回来，父亲便常去找他喝酒聊天。几杯散装米酒下肚，阿伟唾沫横飞地讲着外面世界的机会，讲开挖机如何挣钱，比种地、比打工强多了。父亲的眼睛在昏黄的灯光下，亮得吓人。
“哥，这玩意儿，是技术活，也是风口！学会了，饿不死！”阿伟拍着父亲的肩膀。
母亲在一旁听着，脸上既有期盼，也有担忧：“那铁疙瘩，贵吧？学起来难不难？危险不？”
“嫂子，放心！我先带哥去看看，试试手！不难学！胆子大，心细就行！”阿伟打着包票。
就这样，父亲几乎天天往镇上的一个采石场跑，那里有阿伟认识的一个老板，有台旧挖掘机。父亲去给人家帮忙，不要工钱，就为跟着师傅学操作。那段时间，父亲每天回来都满身油污，疲惫不堪，但眼神里的光却越来越亮。他会在饭桌上，用筷子比划着操纵杆的动作，嘴里模仿着柴油发动机的轰鸣声，跟我们讲挖斗怎么用力，怎么找准角度。
我发现，当父亲全身心投入到这件事上时，他身上那种因“契爷”名分而带来的、只有我能隐约感知的压抑感，似乎被冲淡了一些。或许极度的专注和谋生的渴望，本身就能产生一种强大的阳气，暂时抵御了那些阴翳的侵蚀。
然而，祖叔对此却并不乐观。有一次父亲兴奋地说起开挖机的前景，祖叔蹲在门槛上，只是闷头抽烟，半晌才沙哑地说了一句：“那铁家伙，动静太大，伤地脉……小心点好。”
父亲正在兴头上，没太在意：“阿叔，现在时代不同了，靠机器吃饭了。地脉不地脉的，顾不上了，得先顾嘴。”
祖叔不再说话，只是深深吸了一口烟，烟雾后的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我明白，他担心的不仅是地脉，更是怕这巨大的“动静”，惊扰了某些本就不安分的东西，或者打破了他好不容易才争取来的、脆弱的平衡。
几个月后，父亲竟然真的学会了，虽然不算精通，但基本操作已经没问题。阿伟也够意思，帮他联系了一个去广东潮州那边工地的活，说是那边大开发，急需开挖机的司机，工资比家里高好几倍。
消息传来，母亲又喜又忧。喜的是家里终于有了个盼头，忧的是广东那么远，父亲一个人去，她不放心。父母关起门来商量了几个晚上，最终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父亲先去，如果稳定了，母亲就带着弟弟过去，一家人还是在一起。而我，则暂时留在村里，跟着祖叔祖婶继续上学。
理由听起来很充分：我身体刚好转，经不起折腾；转学手续麻烦；祖叔祖婶年纪大了，也需要人照顾（虽然更多是他们照顾我）；家里的田地也不能完全抛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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