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七年的深秋，金陵城笼罩在一片肃杀与生机并存的奇异氛围中。朝堂之上，因东海小捷和漕运新政的初步成效，支持皇长孙朱雄英变革路线的声音逐渐占据了上风。然而，水面之下的暗流，却随着朱雄英触及的利益越深，而变得愈发汹涌。
魏国公徐辉祖在收到那份“匿名”送达的关键证据后，沉默了整整一天。他并非不知李景隆及其圈子的某些行径，但碍于同属勋贵集团，且牵扯复杂，一直未曾深究。如今，东宫以这种方式将证据摆在他面前，其意不言自明——既是警告，也是给他一个出面斡旋、维持勋贵体面的机会。
他立刻秘密拜访了曹国公府。没有人知道两位顶级国公在密室中谈了些什么，只知道李景隆在徐辉祖离开后，脸色阴沉得可怕，随后便称病告假，闭门不出。数日后，其府中那几名涉案较深的清客和管事，便以各种理由“返乡”或“外出游学”，从此在南京城中销声匿迹。同时，李景隆名下几家与漕运关联紧密的商号，也悄然变更了经营范围和负责人。
一场潜在的勋贵与东宫的冲突，在尚未爆发前，便被朱雄英一招“敲山震虎”悄然化解于无形。此举既维护了朝廷法纪的威严，也避免了与整个勋贵集团的过早决裂，更展示了东宫成熟的政治手腕，令许多暗中观察的势力为之凛然。
内部隐患暂除，朱雄英得以将更多精力投向更宏观的布局。他深知，工政的革新、海防的巩固，最终都需要一套更高效、更契合新时代需求的管理体系来支撑。现有的六部制度，虽框架稳固，但在应对诸如“格致创新”、“海洋开拓”这类跨部门、需长期投入的新生事务时，往往显得臃肿而效率低下。
这一日，他在东宫书房，对着大明疆域图以及自己绘制的简易世界海图，陷入了长久的沉思。图上，大明的版图雄踞东方，而浩瀚的海洋之外，代表着荷兰、葡萄牙等国的模糊轮廓已然出现，更远处，则是大片未知的领域。
“不能再这样被动应对了。”朱雄英喃喃自语。他提起笔，在一张空白的宣纸上，写下了两个大字：“经纬”。
所谓“经”，乃帝国固有的疆域、制度、民生，是立国之本，需固守并优化；所谓“纬”，则是新生的挑战、机遇与领域，如海洋、工政革新、对外探索，是强国之翼，需大力开拓。
他的构想是，在现有的朝廷框架下，逐步设立几个超越传统六部职权、直接对皇帝和太子负责的“专项事务衙门”，专司“纬”向事务，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他初步构想了三个：
一、格致院。 统辖所有“格致创新”相关事宜，包括将作监、官营工坊的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推广、工匠培养与晋升等，使其脱离工部传统营造事务的束缚，专注于推动技术进步，并由朝廷直接拨付专项经费，确保投入。
二、海事总局。 统筹一切海洋事务，包括水师建设与作战（与兵部协调）、海防、海外贸易管理（与市舶司协调）、远洋探索、海军人才培养等，改变目前海防事权分散于兵部、工部、地方都司的状况，形成统一高效的指挥管理链条。
三、漕运海运统筹司。 在现有漕运总督衙门基础上改组，不仅负责运河漕运的管理与革新，更要将“海运”的调研、试航乃至未来的常态化运营纳入职权范围，统筹规划南北物流，实现河海并举的战略构想。
这三个构想，无疑是对现有官僚体系的一次巨大冲击。朱雄英知道，一旦提出，必将引来守旧势力的猛烈抨击，斥其为“冗官冗衙”、“破坏祖制”。
但他必须尝试。他准备先将这些构想，以较为模糊和策略的方式，在与朱元璋和朱标商议政务时，逐步渗透，引导他们思考现有体制在面对新问题时的不足，为未来的机构改革铺垫舆论和思想基础。
就在朱雄英潜心绘制他心中的“经纬宏图”时，南方再次传来了消息。不是来自东海，而是来自两广。
被汤和“礼送”出东海海域的荷兰船队，并未如许多人期望的那样直接远去。他们沿着海岸线南下，最终出现在了广东沿海，并试图与广州的市舶司接触，要求进行贸易。
然而，他们带来的商品——主要是呢绒、钟表、玻璃器等，在富庶的大明看来，并非急需之物，且其要求的贸易条件颇为苛刻。而他们渴望得到的丝绸、瓷器、茶叶，却是大明严格控制出口的战略商品。更重要的是，他们那套凭借船坚炮利试图获取特权的做派，与大明“怀柔远人”、“厚往薄来”的传统朝贡贸易理念格格不入。
广州官府依据朝廷之前下达的指示，态度明确：贸易可以，但必须严格遵守大明律例和市舶司规章，按章纳税，不得有任何逾越之举。对于荷兰人提出的种种特殊要求，一概驳回。
谈判陷入了僵局。荷兰人显然极度失望和不满，其船队开始在珠江口外游弋，态度再趋强硬，甚至有小股人员试图强行登陆附近岛屿获取淡水补给，与当地卫所发生了小规模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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