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永忠率部取得的嵊山列岛小捷，如同在平静的东南海疆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至朝野，乃至更遥远的海洋。
南京城内，捷报传开，人心振奋。此前对皇长孙朱雄英大力推动水师建设、甚至提出“海运”、“探索”等“激进”主张抱有疑虑的官员，在此次实实在在的战绩面前，大多闭上了嘴巴。事实胜于雄辩，一支强大的水师，确是国家海疆安宁的保障。朱元璋闻讯，病体似乎都好了几分，下旨重赏有功将士，并对太子和皇长孙再次褒奖有加。
然而，朱雄英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他深知，击败一支侦察小队，与击退或重创荷兰主力舰队，完全是两个概念。那位名叫范·戴肯的荷兰指挥官，在遭受损失后，会做出何种选择，将直接决定东海局势的走向。
他一边命令汤和继续严密监视，一边将注意力投向了缴获的荷兰航海图和日志。通过随船通译（由锦衣卫从沿海招募的、略通一些南洋土语和零星葡萄牙语的人担任）的艰难翻译，结合自己超越时代的认知，朱雄英对这支荷兰船队的来历和目的，有了更清晰的判断。
他们来自欧罗巴西北角一个低地国家，正处于摆脱西班牙统治、谋求独立的时期，商业和海上力量发展迅猛。他们此行，主要目的是寻找通往盛产香料的“东印度群岛”的新航路，以打破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对东方贸易的垄断。其行为模式，带有强烈的商业扩张和殖民色彩。
“商业利益驱动……寻求新航路……打破垄断……”朱雄英沉吟着。这与他所知的历史上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行为模式高度吻合。这意味着，与荷兰人的冲突，很可能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长期的、围绕贸易航线和控制权的博弈。
“或许……不一定非要完全诉诸武力。”一个念头在朱雄英心中升起。纯粹的对抗消耗巨大，若能利用其商业诉求，加以引导和制约，或许能起到分化瓦解、甚至为我所用的效果。
就在他思索间，汤和新的紧急军报再次送到。
军报称，荷兰主力舰队在得知侦察小队遭遇后，并未如预想般暴怒前来报复，反而显得异常谨慎。他们向东南方向后撤了约百里，在一个相对开阔的海域下锚停泊，并派出了更多的小艇四处测量、绘图，似乎在做长期停留的准备。更令人意外的是，他们释放了几名在之前冲突中被俘的明军水手，并让其带回口信：希望能与“本地强大的统治者”进行“和平的交谈”。
“和平的交谈？”朱雄英看着军报，嘴角泛起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这范·戴肯，倒是个聪明人。见识了明军的战力后，知道硬碰硬未必能占到便宜，便转而寻求外交途径，试图摸清明朝的底细，甚至可能想直接进行贸易。
“想谈？可以。”朱雄英对侍立一旁的东宫属官道，“回复信国公，准其与荷兰人接触。但需牢记几点：”
“第一，地点必须由我方指定，就在舟山定海卫之外海，我方战船需在侧翼警戒，以示威仪，防其有诈。”
“第二，我方代表，级别不能低于对方指挥官，可由信国公本人或其副手出面，态度需不卑不亢，彰显天朝气度。”
“第三，谈判底线需明确：大明海疆，不容侵犯！荷兰船队必须立刻离开大明认定的海域，不得在此停留、测量或登陆任何岛屿。此前攻击官军之行为，必须做出解释并道歉，赔偿损失。若其确有通商之意，也需遵循大明律例，经由市舶司，按规矩来，绝不容许其自行其是，强买强卖！”
“第四，借此机会，尽可能多地套取关于荷兰及其欧罗巴的情报，如国情、科技、航海知识等。”
这是典型的恩威并施之策。既展示肌肉，划定红线，又留下了一定的沟通渠道，避免局势彻底失控，同时也为获取情报创造了机会。
“殿下英明！如此，可尽显我天朝上国之胸怀与威严，进退自如！”属官领命，立刻前去拟文。
命令迅速下达至舟山前线。汤和接到指示，心中大定。他依计而行，派出使者，与荷兰人约定了会面地点和时间。
数日后，舟山定海外海，碧波万顷。五艘明军最大的新式战船排开阵势，旌旗招展，炮口森然（虽然多数还是摆设，但气势十足）。汤和身着国公蟒袍，端坐于主舰舵楼，不怒自威。对面，荷兰旗舰缓缓驶近，范·戴肯同样站在船头，神色复杂地看着这支纪律严明、船型新颖的东方舰队。
双方通过通译，开始了艰难的对话。
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范·戴肯试图狡辩之前的攻击是“误会”，并大肆宣扬荷兰的“友谊”和通商带来的“好处”，言语间不乏炫耀其船坚炮利之意。
然而，汤和牢记朱雄英的指示，态度强硬而明确。他严正驳斥了对方的狡辩，重申了大明对海疆的主权，并要求对方立刻离开。对于通商，他表示欢迎，但必须遵守大明的规矩，前往指定的广州、泉州等市舶司，依法纳税交易，绝不允许私下活动，更不容许占据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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