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书房内领下的差事，如同一道无声的惊雷，在东宫乃至更小的范围内悄然传开。陛下竟让年仅八岁的皇长孙参与稽查两淮盐政！这已不是简单的考教或喜爱，而是近乎托付实务的信任！无数道或明或暗的目光，更加聚焦于朱雄英身上。
朱雄英却无暇他顾。他深知此事干系重大，更是皇祖父对他能力的一次关键考验。他并未立刻大张旗鼓地召见户部官员或锦衣卫，而是将自己关在东宫偏殿的书房中，对着那些由朱元璋特许调阅的、堆积如山的档案账册，开始了枯燥而细致的梳理。
烛火常常亮至深夜。
他让朱标为他找来了几位精通算学、背景相对简单的东宫属官，名义上是辅助他学习经济之道，实则让他们协助进行最初级的数据核对和归类。他自己则专注于寻找那些隐藏在庞杂数字背后的规律和矛盾。
几日废寝忘食的研读，结合小柱子从市井打听来的零碎信息，朱雄英脑海中那关于两淮盐政的图景逐渐清晰，也愈发触目惊心。
问题核心，果然围绕着“盐引”和“灶户”展开。
盐引，既是销售许可证，也是一种变相的期货票据，其发放、运输、兑现环节，存在着巨大的操作空间。账面上，盐引发放数额与盐产量大抵匹配，但“积压未售”的引额却逐年递增。这本身就不合逻辑——若真需求不足，为何每年仍按额发放？
朱雄英将历年各盐场产量、引额、实际入库盐税、以及有记录的各销售区域人口变动数据并列对比，运用了超越时代的简单统计分析思路。他发现，某些年份，在产量并未显着增加，甚至因灶户逃亡而略有下降的情况下，发放的盐引数额却异常地多出了一截。而这多出的部分，往往对应着后续报告中“积压”或“损耗”的大头。
“虚开引额……”朱雄英在纸上写下了这四个字。这是贪腐的常见手段，凭空制造出大量的盐引，这些“空气引”要么被用来向朝廷套取相关的运营经费、赈恤款，要么就是被官吏与指定盐商勾结，将其“洗”成可流通的实质利益，甚至直接参与私盐贸易！
而那些受苦最深的灶户，则是这一切的基石和牺牲品。档案中记载的逃亡事件，多集中于淮南的几个大盐场。朱雄英注意到，这些盐场同时也有着最高的“物料损耗”记录和最大笔的“修缮抚恤”开支。显然，管理盐场的官员正通过虚报损耗、克扣抚恤等方式，层层盘剥，将本应属于灶户和生产投入的资金，中饱私囊。
“官通民反，民不得不逃……逃了，便可将逃亡灶户的定额也一并贪墨……”朱雄英放下笔，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眼中闪过一丝冷意。这套路并不新鲜，却无比有效，尤其是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然而，仅凭这些从公开档案中分析出的疑点，还不足以形成铁证。那些多出的盐引最终流向了哪里？被克扣的款项落入了谁的口袋？这背后必然有一张覆盖产、运、销多个环节，牵扯地方官吏、豪强、乃至可能涉及朝中人物的利益网络。
这时，他想起了皇祖父赋予他的另一项权力——可调阅锦衣卫的相关密报。
他慎重地写下一份清单，列出了几个最关键的问题和需要重点核查的人员、环节，通过特定的渠道，递交给了锦衣卫指挥使毛骧。他深知锦衣卫是皇祖父的耳目和利刃，自己必须谨慎使用，提出的要求必须精准且有价值，不能显得外行或胡乱指挥。
等待锦衣卫回报的同时，朱雄英也没有闲着。他再次求见了太子朱标。
“父亲，关于两淮灶户逃亡之事，儿臣有些浅见。”朱雄英开门见山，“究其根本，在于灶户生活无着，被盘剥过甚。朝廷虽有抚恤之政，然款项能否落实到灶户手中，存疑。儿臣以为，除严查贪腐外，或可双管齐下。”
朱标对于儿子投身盐政调查既支持又担忧，闻言立刻道：“英儿有何想法，但说无妨。”
“其一，可否请父亲或户部，择选一两个问题突出的盐场，试行‘工赈法’？”朱雄英提出构想，“即，将部分原计划拨付的‘抚恤修缮’款项，改为以工代赈。招募流民或就地安置灶户，由朝廷派员直接组织，用于疏浚盐场周边河道、修筑防潮海堤等切实改善生产条件的工程。如此，款项用途清晰可查，灶户能凭劳力获得实实在在的米粮银钱，改善生计，朝廷亦能夯实盐场基础，杜绝官吏从中克扣的漏洞。”
“以工代赈……”朱标眼中一亮。这法子古已有之，但在盐政系统中针对性使用，却是一个新颖且务实的思路。直接将钱粮发给灶户，容易被层层盘剥，但组织他们进行公共工程，发放报酬，则更易于监管，也能产生长远效益。
“其二，”朱雄英继续道，“或可考虑改革灶户户籍管理。现今灶户世代承袭，不得转业，形同禁锢。可否允许灶户在完成额定产盐任务后，其子弟入学、科举，或从事其他营生？甚至，对于产盐效能高的灶户，给予一定的减税或实物奖励？如此，给灶户一线上升的希望，而非一味压榨，或可缓解其逃亡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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