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的积水终于缓慢退去，街道上淤泥未清，空气中弥漫着水腥与重建的气息。百姓们刚刚开始清理家园，朝廷上下也稍缓一口气，准备全力应对春闱与边境压力。然而，一道更加沉重、更加紧急的奏报，如同夏日惊雷，再次劈开了稍显平静的朝堂——黄河，于河北路商胡再次决口！
此次决口规模远超汴京内涝，黄河北流汹涌漫溢，席卷州县，淹没农田屋舍无数，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灾情如火，急报一日数传。朝野震动，刚刚经历水患的恐惧尚未散去，更大的阴影已然笼罩。
垂拱殿内，气氛凝重如铁。宰相文彦博手持一份奏章，面色肃然，向御座上精神稍好些的官家赵祯禀报：“陛下，黄河商胡决口，北流肆虐，民生倒悬。都水监丞李仲昌历经勘察，已拟出治河急策，臣与枢密副使富弼等详加审议，以为可行，特此呈奏。”
文彦博展开奏章，阐述李仲昌方案的核心，说道：“李监丞之策，在于‘堵北流，开六塔’。即征发大量民夫，紧急堵塞商胡决口，强行让黄河水回归东流故道。同时，开凿加深六塔河，作为分减黄河水势、疏导洪峰的通道。如此，可一劳永逸，使黄河安澜，北流诸州县得保。”
刚刚被调回京城的富弼出列补充，言辞恳切说道：“陛下，殿下，汴京水患，警示在前。若不对黄河加以强势干预，任其北流摆动，则河北膏腴之地将成泽国，漕运命脉亦受威胁，国本动摇。李监丞之策虽工程浩大，耗费甚巨，然长痛不如短痛，当断则断！”
此议一出，立刻得到不少大臣附和。京城大水的阴影让他们对“水患”二字充满了恐惧与急于解决的冲动，支持“强势干预、一劳永逸”的声音占了上风。
然而，工部侍郎贾昌朝霍然出列，高声反对：“陛下！殿下！文相、富枢密所言，看似一劳永逸，实乃冒险急功，恐酿大祸！”
他须发皆张，情绪激动，大声说道：“黄河之水，岂是人力可强行拘束？水性就下，其势在天。商胡至六塔河一线，地势、土质能否承受黄河主流全部水势？六塔河河床狭窄，即便开凿，其容水之量，能否与黄河巨涛相匹？若强行堵塞北流，逼水东行，一旦六塔河宣泄不及，或新堵口不堪重压，则溃决之势必将倍于今日！届时，不仅河北不保，恐山东、乃至漕运沿线，皆遭灭顶之灾！”
贾昌朝继续说道：“当此之时，应急之策，应是加固北流沿线堤防，疏浚河道，引导水势平稳下泄，同时妥善安置流民，待水势稍定，再从容勘测地势，从长计议分流或固本之策。岂能贸然行此押上国运的豪赌？”
支持贾昌朝的官员亦有不少，多为熟悉河工水利或持重老成之辈。双方在朝堂上引经据典，争执不下，一方以“汴京教训”强调干预必要，一方以“自然规律”警告盲目冒进，谁也说服不了谁。所有人的目光，最终都聚焦在了太子赵玉成身上。
退朝后，东宫书房内，相关图册、水文记录、历代治河策论堆积如山。曹玉成眉头紧锁，仔细研读双方方案及依据。他并非水利专家，但他深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更明白在重大工程技术决策上，尊重客观规律远比政治正确或一时冲动重要。
他召见了数位不隶属于任何派系、专精于地理水文的年老博士与工匠世家出身的低阶技术官员，甚至通过灰雀网络，设法收集了商胡、六塔河一带的民间老河工口述经验。同时，他反复推演两种方案的逻辑与可能后果。
经过彻夜不眠的梳理与思考，曹玉成逐渐认清了自己并不是水利专家，想要论证是否可行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就在曹玉成深感头疼之时，此时的文彦博却是坐不住了。
福宁殿内，药香与熏香交织。官家赵祯半倚在榻上，面色苍白，连日来的国事忧劳与水患后续，让他本已好转些的精神又见萎靡。他本想将黄河治理这等繁杂具体之事，全权交予愈发沉稳干练的太子处置，自己稍得静养。
然而，宰相文彦博却于一次单独奏对时，言辞恳切，再三进言。
“陛下，黄河之事，刻不容缓。李仲昌之策，虽有风险，然确是当下最能立竿见影、彰显朝廷决断与能力之方略。”文彦博俯身，声音低沉而充满说服力，“太子殿下持重，自是美德。然治河如救火，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若事事求全，恐贻误时机，使北流之地尽成汪洋，流民百万，动摇国本啊！”
他见赵祯面露疲惫与犹豫，加重了语气说道：“陛下，老臣岂不知此策有险？然李仲昌立下军令状，以其阖族性命担保。其所依据，乃多年勘测之心血，绝非无的放矢。若能成此不世之功，则黄河安澜数十年，陛下圣名垂于竹帛，太子日后亦可得一稳固基业。若因畏首畏尾而错失良机，后世史笔如铁，恐会非议朝廷坐视生灵涂炭……”
文彦博深谙官家心理，既以“国本”、“流民”相激，又以“圣名”、“史笔”相诱，更暗示太子“过于持重可能误事”。赵祯本就精力不济，思绪难以保持长时间清明，在文彦博反复恳求与看似为国为民的慷慨陈词下，那份希望尽快解决难题、也希望有所作为的复杂心绪被触动，更有一丝不愿被认为完全放权给太子的微妙心理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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