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摸到左耳的时候，指尖只碰到了一枚银环。
另外两枚不见了。不是松脱掉在地上那种感觉，是像被什么人用手指轻轻摘走，连耳垂上最细微的拉扯感都没有留下。我盯着林镜心，她正低头看着地上的刀，眉头微皱。我开口问她：“你看见我耳朵上的银环了吗？”
她抬头看我，眼神里没有躲闪，只有短暂的一瞬迟疑。“三枚都在。”她说，“刚才还在。”
“现在只剩一枚。”我把手放下来，掌心朝上给她看。其实没什么好看的，空手掌不会说话。但我想让她知道我不是在发疯。
她走近一步，伸手想碰我的耳朵。我没躲，可就在她指尖快要碰到我耳垂时，眼前突然黑了。
不是闭眼那种黑，是整个视野被猛地抽走，像有人拔掉了世界的电源。耳边响起嗡鸣，起初是电流那种高频的尖利声，接着压低，变成一种更沉、更近的声音——像是从我自己脑子里长出来的。
“乖孩子。”
那声音又来了。这次不止三个字。它贴着我的耳道往里钻，温温柔柔地说：“别怕，很快就没事了。”
我抬手捂住耳朵，可那声音不在外面。它在我颅骨内部回荡，带着一种熟悉的韵律，就像小时候发烧时母亲拍着床沿哼的歌谣。可我没有母亲会这样哄我。我姐姐临死前说的话全是断断续续的警告，一个字都不温柔。
眼前忽然亮起一道光斑，接着是第二道、第三道，像是信号不良的电视屏幕重新接通。我看见林镜心的脸出现在面前，她的嘴在动，但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她一只手扶住我胳膊，另一只手摸了下我瞳孔。
“对光反应慢。”她低声说。
然后她拿出手机，拨了急救电话。我听见她说话，语速平稳：“突发性眩晕，意识模糊持续约十五秒，伴有短暂失明和耳鸣……近期工作压力大，睡眠不足。”她没提“乖孩子”，也没说我耳朵上的银环少了两枚。她甚至没提我刚才试图刻划神经突触的动作。
救护车来得很快。蓝光在走廊尽头一闪一闪，映在水泥地上像水波晃动。两名医护人员把我抬上担架时，我下意识去看配电箱的方向。铁壳上的编号依旧模糊，但我记得那个数字：B-07。和CV-07文件夹的编号一样。
我没再挣扎。我知道反抗没用。如果这真是病，医生能查出来；如果不是，他们只会让我看起来更像病人。
市精神卫生中心急诊部的灯是冷白色的，照在墙上不反光。他们给我做了基础检查：血压、心率、瞳孔反应、脑电图。护士拿着仪器在我头上贴电极片，动作熟练得像在装零件。主治医师姓张，四十多岁，穿白大褂，袖口磨了边，看起来常年加班。
他看完脑电图报告，眉头没松开。“轻度异常波形，非特异性。”他说，“不足以支持癫痫或器质性病变诊断。”
林镜心坐在旁边椅子上，风衣没脱，相机挎在肩上。她插了一句：“他最近一直在查旧档案，经常熬夜。”
“高强度认知负荷。”张医生点头，像是找到了合理解释，“结合突发幻听、视觉中断、情绪紧绷等情况，初步判断为急性应激诱发的妄想倾向。建议留院观察七天，防止自伤或影响他人。”
“我不是妄想。”我说。
张医生看了我一眼，没反驳，只是示意护士带我去病房。
病房在三楼，封闭式管理区。门禁刷卡才能进，窗户装了横栏，床头有紧急呼叫按钮。他们给我换了病号服，手腕戴上电子监护带，说是监测心率和活动量。我没拒绝。我知道现在争辩毫无意义。
林镜心站在门外玻璃窗前看了我一会儿。我没朝她挥手，她也没敲玻璃。最后她转身走了，背影消失在走廊拐角。
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灯是感应式的，我一动就亮，不动就暗。我坐在床沿，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右手拇指指甲还留着一小截尖角，没剪干净。我把它抵在左手掌心，开始划线。
第一道是斜的，从虎口到小指根部。第二道垂直交叉，形成网格。我画的是神经突触的基本结构模型——轴突末梢释放递质，穿过突触间隙，与树突受体结合。我在档案馆修过一份六十年代的医学教材，里面有这幅图。那时候我还以为那只是一本普通旧书。
线条越画越深，指甲边缘开始勾破皮肤。有一点疼，但很真实。疼痛让我清醒。每划一下，我就默念一次：“我不是容器。我不是路径。我不是通道。”
可当我抬头看墙上的钟时，秒针跳动的方式变了。
它不是匀速走的。而是每隔七秒，停顿一次，像是被谁按了一下暂停键。第七次停顿时，我听见那个声音又来了。
“乖孩子。”
这次它不止在我脑后。它从四面八方渗进来，像水漫过地板。我猛地抬手，在掌心狠狠划了一道。血冒出来了，沿着掌纹往下流，滴在病号服裤腿上，洇出一朵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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