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二月，寒意未消，但泥土中已悄然萌动着勃勃生机。郡府决曹掾史赵文再次来访李斯，这一次，他带来的不再是记录案件数量的简牍，而是一份更为详尽的年度《刑狱汇要》。在书房那盏摇曳的油灯下，赵文指着文书上的几处关键数据，语气中带着一种近乎难以置信的兴奋，向李斯汇报着一个更为惊人的现象——在帝国部分治理优异的郡县，尤其是关中内史等核心区域，“刑措几乎可不用”！
“恩师请看，”赵文的指尖因激动而微微颤抖，点在记录“重案要案”的那一列数字上，“去岁一年，内史所辖各县，上报至郡府，需动用‘肉刑’（如黥面、劓鼻、刖足、宫刑）或‘死刑’的重大恶性案件，总计竟不足十起！而需要判处‘作刑’（服劳役）的普通刑事案件，数量也大幅缩减，较之三年前，竟减少了近七成！许多县狱，如今囚犯寥寥，狱吏清闲，以至于部分郡县已开始奏请朝廷，欲裁撤冗余的狱卒编制，将部分作刑囚犯转用于官营作坊或大型水利工程，以充劳力，竟也绰绰有余。”
李斯接过那卷沉甸甸的文书，就着昏黄而稳定的灯光，仔细审阅着那些用严谨隶书书写的、看似枯燥却极具说服力的数字。他的目光在“死刑”、“肉刑”等栏目下停留许久，那里的数字确实低得惊人，甚至显得有些“冷清”。他深知，在过去的年代，仅都城咸阳一地的死刑案件，恐怕一月就不止此数。即便是始皇帝统一后、法网严密的时期，各郡县上报的刑狱文书也总是厚厚一叠，何曾有过如此“清淡”的光景？
“刑措”，泛指刑罚措施。所谓“刑措几乎可不用”，并非指法律被废除，法典高悬，其威严仍在，而是指社会秩序达到一种高度和谐、近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状态，犯罪行为减少到极低的程度，使得那些断人肢体、夺人性命的严厉刑罚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用武之地。这是法家先贤商鞅、韩非都曾描绘过的理想治世图景，亦是儒家典籍中“必也使无讼乎”的至高境界。
“可知具体情形？各地狱讼清简至此，民间风气究竟如何？”李斯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他需要更具体、更生动的画面来理解这冰冷的数字背后所蕴含的深刻社会变迁。
赵文显然有备而来，他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激动的心情，描述道：“学生去岁曾随郡守巡视各县。在一些往年治安不佳、盗匪时有出没的县邑，如今县狱之中，常见者多为一些因田埂地界争执、违反市规（如缺斤短两、占道经营）或未能按期完成徭役的轻犯，稍加惩戒或训导便可释放。关押重刑犯的囚室大多空置，蛛网尘封，锁钥都已锈迹斑斑。甚至有县令半开玩笑地对学生言道，如今升堂问案，多为调解乡邻间鸡毛蒜皮的琐事，审理契据钱债纠纷，昔日那种需要动刑拷问、牵连甚广的人命官司、恶性盗劫案，一年也难得遇上几桩，以至于县中老吏都感叹‘刀笔生疏’矣。”
他顿了顿，补充了一个更具象征意义的细节：“更有甚者，一些地方的‘亭卒’（负责基层治安、追捕盗贼的吏员），如今的主要职责已从昔日提刀持戟、昼夜追捕盗匪，悄然转向了巡夜报时、检查火禁、协助三老调解民间纠纷、甚至向乡民宣传讲解朝廷新政律令。他们随身佩戴的环首刀，很多时候更像是一种彰显威仪的仪仗，而非格斗厮杀的凶器。学生亲眼所见，有亭卒在集市中扶起跌倒的老者，其态甚恭，与民秋毫无犯。”
李斯静静地听着，花白的眉毛微微耸动，脑海中随着赵文的描述，清晰地勾勒出那些空荡阴冷的囚室、因案牍清闲而得以读书习字的狱吏、职能悄然从“惩恶”向“维护”转变的亭卒……这些生动具体的细节，共同拼凑出一幅“刑措不用、狱讼几息”的太平景象。这意味着，法律的存在，其威严固然是基石，但更理想的状态是，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潜在的威慑和最终的保障，而非常规的、频繁使用的治理手段。社会秩序的维护，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民众普遍的知法守法、内在的道德约束、有效的基层调解机制以及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
他不由想起商鞅变法之初“弃灰于道者黥”的严刑峻法，想起始皇时代因徭役繁重、法令严苛而“赭衣塞路，囹圔成市”的惨状。对比今日，虽不能说已完全达到了儒家理想中“刑错不用”四十年的至高境界，但“几乎可不用”这五个字，已然是亘古未有的治世奇迹！这背后，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数十载推行下“人人知法”所带来的预防作用，是“选贤任能”考核制度带来的吏治逐步改善，更是“与民休息”政策持续推行所创造的安定、温饱环境，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
“此非天降祥瑞，实乃人事之功也。”李斯长叹一声，声音中充满了复杂难言的感慨，有成就，有欣慰，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如释重负。他毕生致力于构建和推行的“以法治国”体系，其最高理想，或许并非以刑杀立威，使人畏惧而不敢犯，而是希望通过建立一套相对公正、明晰且能被广泛知晓和认同的规则体系，教化民众，规范官吏，最终达到“天下晏然，刑措不用”的境地，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如今，在他生命的暮年，竟然能亲眼看到这一理想在帝国最为核心的区域露出如此清晰、如此令人振奋的曙光，这对他而言，无疑是最大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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