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微风带着些许燥热，穿过书房敞开的窗棂，拂动着李斯额前的几缕银丝，也搅动着空气中尚未散尽的墨香。他刚刚写完那封详细阐述“制科”注意事项、言辞恳切的长信，命心腹家仆以最快速度送往咸阳。然而，放下笔，他的心情并未感到丝毫轻松，反而愈发凝重，如同压上了一块无形的巨石。他的思绪如同窗外被风吹得摇曳不定、光影斑驳的树影，反复萦绕在“制科”推行后可能面临的两大顽疾之上——“防舞弊与僵化”。这两者，如同潜伏在良策美景之下的毒蛇，若处置不当、防范不周，足以使一切选贤任能的初衷付诸东流，甚至可能滋生更大的弊端。
首先便是“防舞弊”。李斯对此有着近乎本能的警惕，他一生宦海沉浮，太清楚权力与利益对人心的腐蚀力量。一旦“制科”成为入仕的重要乃至主要途径，其背后所代表的官位、权力与荣耀，必将引无数人趋之若鹜，也必有宵小之徒甘愿铤而走险。他靠在椅背上，闭上双眼，凭借对官场规则和人性的深刻洞察，脑海中便清晰地浮现出种种可能发生的、甚至是他曾听闻或亲历过的舞弊情形：
有考前泄题者。这是对考试公平最致命的打击。命题官员或其身边亲近之人，受巨额贿赂或人情请托，将试题内容提前泄露给特定考生。此弊一成，则考试形同虚设，寒门学子再无出头之日。他甚至在心中冷静地模拟了泄题的几种可能渠道——负责印刷、保管试题的底层吏员被重金收买；参与命题的官员在青楼酒肆等公共场所酒后失言，被有心人听去；乃至利用信鸽、密信等隐秘方式远距离传递答案……每一种都需严加防范。
有考场之内作弊者。此弊花样百出，防不胜防。或将经文律条抄录于极薄的绢帛上，夹带于衣襟、鞋袜、发髻之中；或买通监考的巡场小吏，里应外合，趁人不备传递写有答案的纸团；或与邻近考生事先串通，利用约定好的咳嗽声、敲击案桌的次数为暗号互通有无；更有甚者，寻找学识出众的枪手替考，利用早期图像信息不发达、身份核验手段简陋的漏洞，冒名顶替入场，李代桃僵。
还有考后阅卷、定榜环节的篡改。此弊更为隐蔽。贿赂关键位置的阅卷官，即便实行了“糊名誊录”，也能通过事先约定的特殊笔法、在特定位置做微小标记等方式识别出特定试卷，从而在评分时刻意抬高；或者在统计最终成绩、张榜公布的环节做手脚，偷梁换柱，将有名者黜落，将无名者添入。
“防弊之要，在于制度设计严密如铁桶，执行过程铁腕无私，惩处措施酷烈足以震慑人心。”李斯在心中默念，指尖无意识地在案几上划着。他深知，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仅仅依靠官员的道德自律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起一套环环相扣、相互制约、不留死角的制度牢笼。除了之前信中已强调的“糊名”、“誊录”外，还需加强试题命制与保管的极端保密措施，比如将命题人集中于一地与外界隔绝，直至开考后方可放出；考场需派可靠之人进行严格搜身，甚至考虑提供统一的、无夹带可能的考试服装；监考人员需从不同部门、不同系统抽调，使其互相监督，难以串通；对舞弊者，一旦查实，不仅本人终身禁考，更要革除已有功名，流放边陲苦寒之地，并视情节轻重株连家族、严惩不贷，务必使其犯罪成本高昂到无人敢轻易尝试。
然而，比舞弊这种“显性之疾”更隐蔽、更具长远腐蚀性的威胁，是“僵化”。李斯的眉头紧紧锁起，形成了一个深刻的“川”字。他的思维超越了眼前的利弊，投向了数十年乃至百年之后。他仿佛看到，当“制科”成为选官主流，甚至唯一正途之后，一种新的、更为可怕的困境可能出现：
天下士子为求登科入仕，必将全部精力集中于考试指定的狭窄范围内，形成“考什么，学什么”的功利导向。学习律法只知死记硬背条文，不问其立法精神、时代背景与社会实效；钻研算学只习固定题型和解法，缺乏解决实际政务中复杂问题的灵活应用能力；写作策论则一味揣摩上意，堆砌华丽辞藻，形成千篇一律、空洞无物的“应试八股文风”。至于那些关乎国计民生、却未必直接纳入考试范围的天文、地理、水利、工巧、农桑等实用之学，则将逐渐被士人轻视、抛弃，无人问津，导致学术生态失衡，国家所需的应用型人才凋零。
更可怕的是，一种新的、以考试为纽带的文化特权阶层可能形成。某些家族或学派世代研究考试技巧，揣摩命题趋势，甚至垄断对特定经典的“标准”解释权，形成新的学阀门户。他们与手握荐举权的世家大族虽有形式之别，但在垄断上升渠道、阻碍寒门才俊这一点上并无二致。长此以往，“制科”选拔出的，可能不再是充满创造力、批判精神与实干能力的英才，而是一批批思想被禁锢、唯上是从、缺乏独立见解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试机器”，帝国官僚体系的活力、适应性与创造力将逐渐衰竭，整个国家将在不知不觉中陷入僵化停滞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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