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是基层治理中那些细微却普遍存在的不公与寻常百姓面对不公时的无奈，织就了另一张无形的“艰难”之网。李斯虽然远离帝国的权力中心，决心不再过问具体政务，但凭借其数十年宦海沉浮所积累的、近乎本能的敏锐洞察力，他依然能从乡邻们茶余饭后的闲谈碎语、从田间地头因引水灌溉发生的争吵、从偶尔传到耳中的关于某家嫁女聘礼纠纷或田产划界争执中，窥见到基层权力运行中所投射下的、不那么光彩的阴影。他隐约听说，乡间那些负责具体征收赋税、摊派徭役的小吏差役，有时会利用农户不识字、不懂繁杂律法条文、更畏惧官府的弱点，巧立名目，额外加派些“辛苦钱”、“脚力钱”；在处理邻里纠纷、田产划界等争执时，也往往下意识地、或明目张胆地偏向于那些在乡间有些势力、或暗中递了好处、摆了酒席的人家。而普通的农户面对这些看似不大、却切实影响生计的不公，绝大多数时候只能选择忍气吞声，默默承受。因为他们深知，去更高一级的官府告状，不仅路途遥远、耗时耗财，而且门难进、脸难看，最终结果很可能依旧是官官相护，自己反而可能遭到更凶狠的报复。村里的里正虽然大多由本地推选，还算相对公正，试图维护乡梓安宁，但往往也受制于更上层的吏员网络和潜规则，难以真正做到完全秉公办事，有时甚至不得不违心地进行一些“和稀泥”式的调解。这些细微的、日常化的、几乎无处不在的不公，如同慢性却致命的毒药，一点点地、无声地侵蚀着底层民众对朝廷律法、对“青天大老爷”本就脆弱的信任，慢慢地消磨着他们对于生活仅存的那一点点改善的希望。李斯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当年呕心沥血、为始皇帝设计的那一套旨在加强中央集权、提高行政效率、确保政令畅通的庞大官僚制度体系，到了帝国最末梢、最基层的执行层面，很可能因为执行者个人素质的低劣、监督的缺失、或 simply 恶劣的生存环境，而被扭曲、变形，甚至异化成为扰民、伤民、盘剥民脂民膏的工具，这与他最初的理想背道而驰，却又是如此现实。
最后，是面对天灾人祸时，那种令人窒息的、极端的脆弱性，将乡野之“艰”推向了顶点。在李斯归隐后的第一个夏季，当地遭遇了一场持续时间不长、但强度不小的旱灾。烈日炙烤着大地，田地龟裂，禾苗蔫萎。李斯亲眼看到，村民们是如何每日焦虑地仰望着万里无云的、湛蓝得令人绝望的天空，是如何组织起来，用最原始的木桶、陶罐，从几乎已经见底的溪流和深井中，一桶一桶、一罐一罐地取水，步履蹒跚地运到地里，浇灌那些奄奄一息的庄稼；是如何为了争夺那一点点救命的水源，邻里之间、宗族之间发生激烈的争吵甚至拳脚相向，往日的情谊在生存的压力面前显得如此脆弱。官府虽然也依照惯例，组织了一些祈雨仪式，张贴了安民告示，但实际的救灾物资和有效的应对措施，却总是姗姗来迟，且数量对于广大的受灾区域而言，简直是杯水车薪。这场旱灾，让许多本就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家庭，彻底陷入了绝境。李斯深刻地认识到，对于这些几乎完全“靠天吃饭”的百姓而言，“风调雨顺”并非理所当然的恩赐，而是最奢侈的祈求。任何一点自然气候的微小波动，一场不期而至的冰雹、一场连绵的阴雨、一次突如其来的虫害，都可能轻易地将他们推向饥饿、破产乃至家破人亡的生存边缘。而朝廷那套理论上存在的赈灾救助体系，在实践层面，显然还远远未能有效地覆盖、及时地响应这些局部的、却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其效率低下、物资调配不畅、甚至可能存在的贪墨，都让百姓的抗风险能力低得可怜。
“乡野常见民生艰”，这七个字，不再是奏章上冰冷的、需要权衡取舍的政策术语，而是李斯每日推开柴门、走入乡间便能直接看到、听到、感受到的、活生生的、带着温度与重量的现实。这些细微却深刻的见闻，与他昔日向扶苏阐述的那些关于“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兴教化以开民智”的“安民”之道，形成了强烈而令人不安的对照。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地认识到，高高在上的、意图良好的政策制定，与底层真实、复杂、琐碎却又残酷的生存困境之间，存在着一条多么巨大而难以逾越的鸿沟。一种沉甸甸的、源于良知与过往责任的责任感，伴随着一丝身为旁观者、无力改变大局的深切无奈感，在他心中交织、滋生。他已然退隐，交还了相印，远离了咸阳，无法再通过手中的权力去直接影响和改变帝国的重大方针政策。但他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哪怕力量微薄，范围有限，也要为眼前这些日日相见、淳朴而艰辛的乡邻，也为自己那颗在追求“心自在”的闲适之余，却始终无法对民间疾苦真正视而不见、从而获得完全平静的士大夫之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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