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大夫带着那份由书记官逐字记录、凝聚了李斯对“分封与郡县”之争深刻剖析的回复，心中满载着敬意与叹服，准备启程返回咸阳复命。然而，就在他临行前，恭敬地向李斯辞别之际，或许是出于对这位老臣智慧的信赖，或许是希望为皇帝带回更详尽的参考，他斟酌着词语，试探性地向李斯提出了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老丞相方才高屋建瓴，剖析利弊，令下官茅塞顿开。然，陛下若果决意坚守郡县之制，对于如何具体强化边郡治理，譬如，选派边郡官吏，当以何种品性、才能为标准方为妥帖？驻防边关的军力，应如何调配方能兼顾威慑与效率？通往边疆的驿传系统，又该如何改进细则，方能确保政令军情畅通无阻？……诸如此类具体执行层面的方略，老丞相是否……还有更进一步的指教，可供陛下与朝中诸公参详？”
这个问题，精准地从宏观战略层面，切入到了具体而微的实操领域。它涉及人事、军事、后勤等帝国机器运转的核心细节，正是昔日李斯作为丞相时，日理万机、反复斟酌的范畴。若在以往，李斯必然能洋洋洒洒，提出一套周密详尽的方案。
然而，此刻的李斯，听闻此问，脸上并未露出丝毫陷入沉思或欲畅所欲言的神色。他只是微微抬起眼帘，目光平静地望向御史大夫，嘴角缓缓勾起一抹淡然却异常清晰的微笑，那笑容中带着一种洞悉世事的了然与不容置疑的决绝。他并未立刻回答，而是轻轻摇了摇头，动作舒缓却坚定无比，仿佛在拂去一丝本不该存在的尘埃。随后，他用那略带苍老沙哑、却字字清晰的嗓音，轻声说道，语气平和，却重若千钧：“此乃有司职责，陛下与朝中诸公，自有明断。老夫……却不再涉具体了。”
这“却不再涉具体了”六个字，如同六记沉稳的钟鸣，在静谧的书房中回荡，看似轻描淡写，实则蕴含着李斯在彻底归隐后，其政治智慧与人生哲学修炼至顶峰的极致体现。这是他为自己划定的、绝不容逾越的最终界限，是对自身“顾问”角色的最严格恪守，也是对当前朝局和自身处境最清醒、最彻底的认知。
首先，这是对皇权绝对权威和现任官僚体系职分的极致尊重与维护。 李斯心如明镜，自己已然致仕，是一介布衣，虽蒙皇帝眷顾垂询，但那仅限于关乎国本的重大战略方向咨询，是皇帝念旧重贤的恩典。宏观层面的原则性建议，尚可被视为德高望重的前辈元老，基于丰富经验提供的宝贵参考，无损于现任官员的权威。然而，一旦涉及具体的人事选派标准、兵力调配方案、驿传改进细则等执行层面的事务，他便是在事实上越俎代庖，直接干预了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乃至九卿各衙门的法定职权。这不仅是对现任官员能力的不信任，更是对皇帝乾纲独断权威的潜在挑战。他绝不能让自己，哪怕是无心之举，陷入这种“垂帘听政”或“幕后干政”的嫌疑之中。他将自己的角色，严格限定在“指明方向、提示风险”的灯塔功能上，至于航船如何调整风帆、如何规避暗礁、如何分配水手，他坚信并尊重船上现任的船长（皇帝）和水手长们（朝中诸公）自有其判断和能力。
其次，这是为了从根本上杜绝任何形成“影子权力”中心的可能，确保朝堂政治生态的健康。 李斯太了解权力的惯性、诱惑与复杂性了。即便他本人心如止水，毫无恋栈权位之心，但只要他持续对具体事务发表意见，并且这些意见因他过往的巨大威望和与皇帝的特殊关系而被高度重视甚至奉为圭臬，那么无形之中，这座偏远的乡野小院，就会成为一个虽无其名、却有其实的“影子权力”中心。朝中官员，尤其是那些曾是他旧部或有意攀附者，可能会开始揣摩“李公之意”，政策争论可能不再是基于事实和法理，而是变成了“李公是否支持”的站队；某些政策的推行，可能会被打上“此乃李斯之策”的标签，这无论对政策的公正执行、对现任丞相的权威，还是对朝廷正常的议政决策流程，都是极大的干扰和破坏。他必须用最决绝的态度，彻底斩断这种可能性，让朝堂的权力运行完全、纯粹地回归到以皇帝为核心、以现任中枢机构为执行主体的正常轨道上。他的“不再涉具体”，正是向皇帝、也向整个朝野表明，他绝无丝毫干预现行政治运作之意，请陛下与诸公放手施为，他绝不会成为任何潜在权力博弈中的筹码或标杆。
再者，这是基于对自身信息局限性和时代变化的清醒认知。 李斯有自知之明，他久居林下，虽然通过皇帝偶尔的垂询能了解到一些大事轮廓，但对于朝廷内部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人事关系网络，对于各派系势力最新的消长平衡，对于具体部门在执行政策中遇到的、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挑战，已然缺乏及时、全面、准确的第一手信息。凭借过往的经验和可能已经过时的信息，去对极其具体的实操方案指手画脚，无异于刻舟求剑，甚至可能产生误导，好心办坏事。时代的车轮在滚滚向前，具体的治理手段也需要与时俱进，他相信现任的官员们更了解当下的实际情况。他的智慧在于，知道自己的经验在战略层面仍有价值，但也深知自己在战术层面可能已经落伍。沉默，在这种情境下，是比任何建议都更负责任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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