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咸阳宫，笼罩在一片清冷而肃穆的气氛中。殿宇的飞檐翘角刺向灰蒙蒙的天空，几只寒鸦掠过，留下断续的啼鸣。丞相李斯立于廊下，并未感到多少寒意，反而觉得体内那股支撑了他数十年的精力之火，正不可逆转地日渐微弱。他望着宫道上来往的低阶官吏，那些年轻而充满企图的面孔，曾几何时，他也是其中一员。如今，朝局在经历了一些不可避免的波动后，已趋于平稳，新帝的权威逐渐树立。李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三朝元老”的使命，即将抵达终点。他的时间，所剩无几了。
然而，这位以法家术势佐始皇帝平定六国、统一文字度量衡、奠定帝国基业的老人，并未打算就此悄无声息地退出历史的舞台。在完全放下那炙手可热的权柄、归隐林泉（或者说，等待最终归宿）之前，他决定要发起并推动一项他思虑已久、认为对帝国未来至关重要，却也深知必将阻力重重的改革。这或许将是他漫长而显赫的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倾尽全力的“大政”。他要为这个他亲手参与塑造的庞大帝国，也为自己内心深处那份未曾完全磨灭的、超越功利算计的理想，留下最后一道深刻而复杂的印记。
这一次，他的目标并非具体的行政条令或军事布局，而是直指一项古老、残酷、却已被习以为常的丧葬习俗——人殉。
在秦地乃至整个华夏更早的岁月里，贵族，尤其是君王去世后，用活人（近臣、宠妃、贴身侍从、家奴工匠）殉葬，以期在幽冥国度继续服侍，是一种被视为天经地义、甚至用以彰显地位和臣下忠心的普遍行为。煌煌始皇陵墓，据传其下更有规模骇人的殉葬坑。李斯曾参与其中诸多事宜，深知此制之弊。其残忍野蛮，有伤天和，违背自然生息之理；更白白损耗了大量宝贵的人口，尤其是其中可能包含的熟练工匠、忠诚卫士，乃至有学识者，于国力积累，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活生生的生命被埋入地下，不仅是家庭的悲剧，更是帝国肌体无声的流血。
但废除人殉，谈何容易？这绝非一纸诏令所能解决。它深深触动了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贵族特权，甚至牵涉到对“忠”、“孝”伦理的某种扭曲理解。许多勋贵旧族将其视为维护自身身后尊严和特权的象征，是祖先留下的规矩；一些恪守古礼的儒生，很可能引经据典，论证其“古已有之”，合乎《礼》制；而最敏感、最核心的阻力，必将来自皇室宗亲。皇帝、太后、皇后的陵寝规制，往往是人殉最集中、也最难以撼动的领域，任何改动都可能被解读为对先王不敬，或对今上身后事的僭越。
李斯没有贸然行动。他知道，这需要最精心的谋划和最有力的说服。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告假减少了不必要的朝会，将自己长时间关在书房中。铜灯映照着他布满皱纹却依然锐利的脸庞，竹简铺展，他提笔蘸墨，字斟句酌地撰写奏章。他深知，空谈“仁爱”道德，在讲究实效的秦廷难以引起真正重视，甚至可能被斥为迂腐。因此，他构建了一套紧密结合法家思想和帝国根本利益的论述体系，力求逻辑严密，无懈可击：
其一，立足于“富国强兵”的根本国策。他开宗明义，指出国家强大的根基在于人口繁盛、耕战有力。将青壮劳力、能工巧匠活埋于地下，是对国家最宝贵资源的极大浪费，是“损实利而务虚名”的极端愚蠢之举，与商君以来奖励耕战、增殖人口的强国之道背道而驰。每殉一壮丁，则田亩少一农夫，战场少一卒伍；每殉一巧匠，则国失一技之长。长此以往，国力何以维系？
其二，强调法律的公平与权威。秦法素以严苛着称，但亦讲究“刑用于将过”，即惩罚确有的犯罪行为。而无罪之人，仅因身份或与逝者的关系便被强制处死殉葬，这与秦律“赏功罚过”的精神根本相悖，是对法律公正性和统一性的公然践踏。他掷地有声地提出，应“律法面前，生死同权”，绝不能允许这种超越于法律之上的、源于陋习的“法外之刑”存在。
其三，巧妙利用“忠君”观念。他转换角度论证，真正的忠臣，应该活着为陛下竭诚效力，治理郡县，巩固边防，开创盛世，而非徒然殉死，于国无丝毫益处。鼓励乃至强制人殉，实际上是迫使有用之臣做无谓之牺牲，是自损陛下股肱、削弱国家实力的短视之举。忠于社稷，远胜于殉于墓穴。
其四，诉诸皇帝的仁德与长远名声。最后，他提升格局，提醒年轻的皇帝，作为驾驭四海、抚育万民的天子，当有“仁覆天下”的胸襟与担当。果断废除人殉这等残忍旧俗，必将赢得天下百姓（尤其是那些可能因殉葬制度而家破人亡的阶层）的衷心感戴，更能于青史之上留下光辉一页，被后世颂扬为超越古之圣王的仁德之君。这，远比在幽暗的地下拥有多少殉葬者，更能彰显一位帝王的伟大与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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