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内心沉浸在巨大的“悲恸”之中，那是一种如同咸阳宫阙般沉重、难以排遣的失落与哀伤，李斯并未将这份情绪带入到公务之中。他深知，作为帝国丞相，私情必须让位于国事，个人哀恸不能冲淡朝廷体统。相反，他将这蚀骨之痛转化为一种近乎苛求的严谨和投入，“亲自主持”了蒙恬的整个葬礼。这不仅是一项公务，更是他视为自己对这位亦友亦敌、相互羁绊半生的老友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责任。他务求葬礼的每一个细节都庄严、隆重、符合礼制，既要无亏于蒙恬赫赫的战功、太傅的尊贵身份，也要无负于皇帝（或为二世胡亥，根据你的故事设定）的信任与朝野上下的殷切期待。他要让天下人看到，大秦不会亏待她的功臣，也让蒙恬在九泉之下，能得享应有的哀荣。
从停灵祭奠的初礼，到最终发引下葬的终仪，其间无数环节，李斯都事必躬亲，严格把关。他不仅在丞相府中听取汇报，更多次亲临现场督导。灵堂设于蒙府正厅，李斯与奉常及其属官反复商讨，直至深夜。从灵位的方位、祭品的种类与数量（黍、稷、牲牢皆需上品）、奠器的规制，到哀乐的选定（是奏庄重的《薤露》还是更具军旅特色的《无衣》片段，他亦斟酌再三）、仪仗的序列与规格（旌旗、斧钺、车马的陈列），乃至百官的站位次序、吊唁的流程、送葬队伍的排列与行进路线、时辰的吉凶，无一不经他最终审定。他力排众议，坚持一切必须按照最高等级的“侯爵”礼仪进行，甚至在某些不易引人非议的细节上，暗自参照了部分皇室成员的规制，例如允许在墓道中使用更高规格的石像生，以此无声地彰显蒙恬北逐匈奴、修筑长城、安定边疆的特殊功勋，这既是对蒙恬的褒扬，也暗含了李斯对帝国边防重任无人可继的深深忧虑。
在长达数日的停灵期间，无论公务如何繁忙，李斯每日必定会抽出时间，脱下丞相的朝服，换上素净的深衣，亲至蒙府灵堂。他并非只是象征性地完成一种仪式。在香烟缭绕、白幡低垂的灵前，他屏退左右，独自在蒙恬那巨大的梓木灵柩前肃立良久，身影在跳跃的烛光中显得格外孤寂。他是在真正地与这位老友进行最后的、无声的对话。脑海中会不受控制地浮现出往昔岁月：朝堂上，他们或许曾为政见争执；沙场边，他们曾共同为帝国谋划；私下里，或许也曾有过把酒言欢的短暂时刻。他想念蒙恬的耿直忠勇，钦佩其担当与气节，种种复杂情愫，此刻皆化为纯粹的哀思。有时，他会趋前几步，俯身对着那冰冷无声的棺椁，用极低的声音喃喃数语，或许是追忆往事，或许是倾诉难言的心绪，或许是表达某种难以对外人道的歉疚。内容无人得知，但他脸上那摒弃了所有官场面具的、毫无遮掩的庄重与深切悲痛，让一旁守灵的蒙氏子弟和礼官无不为之动容，悄然垂泪。
最为时人感慨和敬重的，是李斯决定亲自为蒙恬撰写墓志铭和祭文。他谢绝了所有以文采见长的博士官的代笔提议，坦言：“恬公之事，吾所知深矣，他人焉能尽述？”他将自己关在书房之中，遣散仆役，只留一盏青灯相伴。面前铺开上好的简牍，他提笔却久久难以落下。脑海中掠过蒙恬的一生，从少年从军到威震北疆，功勋卓着，却也结局凄凉（若故事中蒙恬之死非正常，此处可更含蓄地暗示）。他字斟句酌，每一句评语，每一个典故，都反复推敲，务求公允贴切，既能经得起当世人的审视，也能无愧于历史。数个日夜，书房灯火常明，地上散落着废弃的草简。他要亲笔为这位老友的一生“盖棺定论”，要让后世通过他的文字，了解一个真实的、立体的、功勋卓着、忠勇无双的蒙恬，这或许是他能为蒙恬做的最后一件事，也是他对自身历史定位的一种交代。
发引下葬的当日，整个咸阳城几乎万人空巷。蒙恬的灵柩覆盖着象征尊荣与哀悼的玄色大旗，由六十四名精心挑选的魁梧禁军士卒抬着，缓缓行进在咸阳宽阔的主干道上。送葬的队伍绵延数里，浩浩荡荡。前有皇帝特赐的全套卤簿仪仗肃穆开道，后有文武百官、自北疆紧急赶回的将领代表、蒙氏全族老少以及无数闻讯自发前来送别的百姓紧随其后。低沉的哀乐与马蹄声、车轮声、隐约的啜泣声交织在一起，各式招魂幡旗在秋风中猎猎作响，整个帝都都笼罩在一片前所未有的肃穆与悲壮气氛之中。
李斯作为葬礼的主持人，身着最庄重的玄端祭服，神情凝重，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列。更令人瞩目的是，他亲自为蒙恬的灵柩执绋（即牵引灵柩的绳索）。这原本多由子嗣或极亲近尊长担任的角色，由帝国丞相承担，其象征意义远超一切礼仪条文。李斯以此举向所有人昭示了他对蒙恬的崇高敬意，以及他们之间那份超越寻常朝堂同僚、复杂而深厚的情谊。他步履沉稳，一步步踏在铺满落叶的道路上，花白的须发在萧瑟的秋风中微微飘动。那挺直却难掩苍老的背影，在庞大绵长的送葬队伍映衬下，显得异常孤独，又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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