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儒家博士势力的逐渐抬头，他们的政治主张也开始从幕后走向台前，变得愈发明晰和大胆。这其中最核心、也最具颠覆性的观点，便是以博士仆射周青臣为首的一部分儒家官员，公开地、系统地“倡复古分封制”。他们打着“法古”、“师周”的旗号，试图从根本上否定秦始皇确立的郡县制，为儒家理想中的“王道乐土”寻找制度出路。这股暗流，终于在一次关乎帝国稳定的朝会上，汹涌地冲上了水面。
此次朝会由丞相李斯亲自主持，议题本是商讨如何进一步安抚因连年征役、法网严密而心怀怨望的关东地区民心。殿内香烟袅袅，气氛却异常凝重。百官分列两旁，目光或明或暗地投向端坐于御座之侧、掌握帝国实权的丞相李斯。年轻的皇帝坐在龙椅上，略显稚嫩的脸上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与好奇。
周青臣看准了这个时机，在几位同僚鼓励的眼神下，整了整衣冠，出班躬身，声音清晰而沉稳：“丞相明鉴，诸位同僚！陛下承继大统，仁德播于四海。然则，关东之地，去岁仍有小股盗匪作乱，六国遗民，其心未完全归附。此乃事实，不容讳言。何也？”
他略微停顿，目光扫过在场众人，将问题抛向了整个朝堂，也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臣窃以为，郡县之制，虽利于中央集权，号令统一，然其弊端，于安抚远方、收拢人心一事上，已显露无疑。”他言辞恳切，仿佛全然是为帝国长治久安着想，“郡守县令，皆流官也，由中央派遣，数年一任，视治所如传舍，难有长久经营之志。其所求者，多为任内考课优异，或急于征敛以奉京师，往往无暇亦无心深耕地方、施以教化。且帝国广袤，天高皇帝远，政令传达，层层转递，难免迟缓疏漏；而地方真实之情弊，民间之隐忧，亦难尽达天听。此非官吏不尽心，实乃制度使然也！”
他一边陈述，一边小心观察着李斯的反应。只见李斯双目微阖，面色如古井无波，手指轻轻敲击着案几，看不出丝毫情绪。周青臣心中微紧，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他深吸一口气，将酝酿已久的核心主张和盘托出：“反观三代之治，尤其是周室享国八百年之长久，其所赖者何？正是分封诸侯，以藩屏周也！”此言一出，殿内响起一阵细微的骚动，不少官员交换着惊讶或深思的眼神。
周青臣提高了声调，继续慷慨陈词：“昔时，天子将同姓子弟、功臣元勋，分封四方，建立诸侯国。诸侯与天子，或血脉相连，或恩义深重，休戚与共，自然竭力拱卫中央，此非单纯上下级关系可比。且诸侯世袭其土，世袭其民，必视其国如家，悉心经营，教化百姓，可致‘三代之治’之盛况！其地近而情亲，若有外患内乱，诸侯可迅速反应，互为奥援，远比等待千里之外的朝廷调兵遣将更为及时有效！此乃以亲情、恩义为纽带，构建磐石之安也！”
紧接着，他将分封制与儒家的终极政治理想紧密挂钩，引经据典，使其主张更具说服力：“《礼记》有云：‘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行分封，正可明尊卑，定名分，使礼乐制度行于天下。诸侯遵王命，行仁政，施德教，则百姓归心，四海宾服。此乃教化之功，长治久安之根本，远非郡县制下，徒靠严刑峻法威慑所能比拟！陛下，丞相，若能法古圣王之道，使仁义布于天下，何愁关东不宁，民心不稳？”
周青臣的这番言论，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他的话音刚落，立刻有数位儒家博士和受其影响的官员出班附和。他们引经据典，从《尚书》的“协和万邦”到《诗经》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再到《春秋》尊王攘夷的微言大义，极力论证分封制不仅是古制，更是顺应人情、稳固邦国的优越制度。他们强调，分封制能有效解决郡县制下官僚缺乏归属感、行政效率低下、边远地区控制力薄弱等现实问题；可以借助宗法血缘和功臣情谊，重塑中央与地方之间牢固的联系，巩固统治；更可借此推行“仁政”、“德治”，最终实现儒家心目中“近者悦，远者来”的理想社会图景。
为了增加说服力，缓和反对派的疑虑，他们甚至提出了一些看似“折中”且“务实”的具体方案。例如，并非要完全恢复西周时期的大规模分封，而是实行“有限分封”或“郡国并行”：可将皇帝的一些年幼的兄弟（以示恩宠且避免 immediate 威胁）、或者立有擎天保驾之大功的臣子（他们心中或许暗指如蒙恬这类手握重兵、镇守边疆的将领，但无人敢明言），分封到帝国的边远地区或战略要地，如辽东、岭南、巴蜀等地，给予他们一定的自治权，使其成为保卫中央的坚强屏障。同时，在关东原六国核心区域，依旧实行郡县制，由中央直接管辖，以确保对这些敏感地区的控制。他们描绘了一幅“核心区域郡县直管，边陲要地亲信藩屏”的和谐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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