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贵族之间那道无形的裂痕，威尔看得一清二楚，不过他知道纯粹的压制只会积蓄更深的不满，而一味的安抚则会削弱改革的锋芒。帝王之术，在于平衡，在于引导，在于让所有的力量，无论情愿与否，最终都不得不沿着他所规划的轨道前行。
于是，在枢密院与内阁高效运转、军功爵初步立威之后，威尔开始了一系列精密的微操。
对于像那位在农政司任职、表现勤勉的男爵，以及被任命为南方边境巡查使、在协调防务上还算尽力的伯爵这类“合作者”，威尔不吝给予肯定。他在一次已经越来越少的御前会议上，公开表彰了他们在各自岗位上的贡献，并赐下了一些不涉及核心权力、却足够体面的赏赐。
或许是几件精美的弗兰德斯挂毯，或许是某个无关紧要的荣誉头衔，这既是对他们个人的安抚，也是做给其他观望的旧贵族看：顺从新政，配合王权，依然有路可走，有利可图。
然而，对于暗地里依旧牢骚满腹、甚至被阴影侦测到有轻微消极抵制行为的顽固派，威尔的手段则凌厉依旧，只不过他没有再掀起腥风血雨的大狱，而是采用了更精准的打击。
一位在地方上试图阻挠新税制推行、阳奉阴违的男爵，被度支署艾伦·莫顿以确凿的账目问题为由，罚以重金，并削减了其来年的一部分王室配给物资额度。另一位在军中倚老卖老、对新晋的军功爵士冷嘲热讽的贵族军官，被阿德里安毫不犹豫地调离了主力部队，派往某个偏僻的边境哨所。这些举措不伤筋动骨，却足以让所有人心生寒意，明白国王的耳目无处不在，对抗的代价清晰而即时。
夜深人静，威尔独处於书房，墙上悬挂着愈发详尽的苏格兰与英格兰地图，桌案上则铺着几张他亲手绘制的、带有明显现代色彩的机构架构图和数据表格。炭笔在一旁，还有几张写满了只有他自己能完全看懂的符号和简略中文的草稿。
他的目光越过眼前的地图，仿佛穿透了厚重的石墙与流逝的时间。科举打破知识垄断，军功爵重塑武力忠诚，中央集权收拢地方权力……这些手段，在这个时代的中世纪欧洲，无疑是惊世骇俗的，是在挑战延续了数百年的、以封建契约、血缘纽带和教会神权为基石的旧秩序。
他几乎可以预见，当这些制度在苏格兰完全铺开并显现出强大效力，当苏格兰以一种摒弃门第、唯重实效的崭新面貌崛起于不列颠北部时，将会引起何等巨大的恐慌和反弹。
“六国伐秦……”他低声用中文念出了这个遥远的典故，嘴角勾起一丝冷峻而自信的弧度。
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走的是一条类似“变法图强”却更为彻底的道路，未来极有可能引来整个欧洲旧秩序维护者的敌视、诋毁乃至联合围剿。
长腿爱德华和他代表的英格兰封建主贵族集团，绝不会坐视一个真正统一的、内部凝聚力空前强大的苏格兰出现；教廷的态度也可能因他不断削弱世俗贵族而变得暧昧甚至转向敌对，因为其中很多是教会土地的重要捐赠者和保护者；甚至那些欧陆上的王国，如法兰西、神圣罗马帝国的大小诸侯，也可能因为恐惧这种“平民崛起、王权至上”、“唯才是举”的模式蔓延，动摇他们自身的统治根基，而或明或暗地联合起来施压、孤立乃至干预。
“那又如何？”威尔心中毫无畏惧，反而涌起一股开创历史、正面挑战整个旧时代的豪情。
“秦虽二世而亡，非商鞅变法、秦制之罪，乃执行苛暴、滥用民力、后继之君无能之过。”他冷静地剖析着历史教训，“况且，我并非只有秦路可走，更不会重蹈其覆辙。”
他拥有的，是超越千年的智慧积淀与历史视野。他知道秦朝严刑峻法、过度榨取的弊端，也知道后世汉唐如何外儒内法、融合霸道与王道，如何用科举制平衡社会阶层、吸纳精英。
他知道宋明如何以文御武、又如何因过度中央集权而导致官僚系统僵化、国防孱弱；更知道近代民族国家机器是如何通过行政、法律、教育乃至文化认同构建起来的。
他不会像秦始皇那样只知猛火攻坚、不知涵养，他会懂得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懂得制度需要配套，权力需要制衡，人心需要引导与凝聚。
一个念头在他脑海中越发清晰：除了制度，还需要一种更根本的、超越封建领主个人效忠的粘合剂，来凝聚这个正在被重塑的国家。他想到了“民族”，或者说，一种基于共同土地、语言、历史和未来命运的“苏格兰人”认同。这将是抵御外部干涉、消解内部封建割据遗毒、团结新兴阶层与部分开明旧贵族的强大思想武器。
具体如何构建？他思绪飞快流转：
“军功爵可激励战场悍勇，亦需文教以定民心、塑认同；科举可打破门第垄断，选拔实务人才，亦需在其中灌输忠于苏格兰共同体而非个别领主之念；中央集权可收雷霆之效，整合资源，亦需法治以框定权力边界，保障新兴阶层权益，使之人人觉得与国家休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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