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会后第三日，岳州城东，致仕老翰林徐渭的“听松斋”书房内，已是一片狼藉。
满地摊开着泛黄的典籍、手抄的残卷、凌乱的稿纸。徐渭本人白发蓬乱，双目赤红，攥着一杆秃笔，在纸上狂乱地写着什么，口中念念有词：“‘庆历四年’……‘庆历’……何朝之年号？老夫遍阅《前朝纪年考》《历代鼎革录》，怎无此号！这‘滕子京’……更是闻所未闻！”
家仆战战兢兢来报：“老爷，张举人、李孝廉等又在外间求见，想问那篇《岳阳楼记》的注疏……”
“不见！统统不见！”徐渭头也不抬，近乎嘶吼，“文章尚未吃透，谈何注疏！去！再去书肆，把所有带‘庆’字、‘历’字的残本都给老夫找来！还有，派人去江陵、去武昌，问问那些老棺材瓤子，谁听说过‘滕子京’！”
他并非质疑文章真伪，恰恰相反，他是被那文章彻底征服，继而陷入了一种焦灼的学术狂热——如此鸿文，其中提及的人、事、年号，必然有所本！定是自己学有匮乏，未曾读到！
同样的场景，在岳州及周边州府许多饱学宿儒的书房中上演。那篇仿佛横空出世的《岳阳楼记》，以其无懈可击的章法、磅礴恢弘的气象、尤其是“先忧后乐”这石破天惊的圭臬，让他们震撼之余，更感到了巨大的知识鸿沟。他们熟稔的经史子集，似乎无法完全涵盖这篇文章的渊源。
于是，一场自发且狂热的大考据开始了。
茶楼酒肆，文会书斋，处处可闻争论之声。
“此文必是古之贤哲遗篇，偶然流出，为林先生所得！”有人笃定。
“荒谬！如此雄文，若是古人所作，焉能毫无记载？定是林先生托古自创！‘滕子京’者，虚指也！”另一方激烈反驳。
“虚指？那‘庆历四年’又作何解？文章肌理、史笔风范，绝非凭空可造！”
“或许……是前朝某个短暂到史书都忽略的年号？抑或是域外某国的纪年？”
“你们争这些细枝末节作甚！”更有激动者拍案而起，“文章本意为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忧后乐’，此乃为我辈读书人立心立命！管它滕子京是人是鬼，这道理，才是真圭臬！”
争论愈演愈烈，却无形中将文章与林夙的名声推得更高。越是考据不出，越显其神秘与高深。
同时，关于林夙其人的种种猜测也甚嚣尘上。
“听说本是京中高官，因触怒权贵被贬！”
“何止！我在江陵的亲戚说，他在那边曾与盐枭巨贾周旋，手段了得！”
“不是说他一路南行，写了不少悯农恤民的诗吗？《纤夫血》《盐户叹》……看来是真有胸襟。”
“哼，沽名钓誉之辈罢了。真有本事，岂会被贬至岭南烟瘴之地？”
“你懂什么！此乃‘藏锋’！陛下必有深意！”
争论从文章蔓延至人品、政绩、背景，真假混杂，却让“林夙”二字，成了湖广士林最热的名字。许多原本对朝政失望、或怀才不遇的寒门士子，将“先忧后乐”奉为座右铭，开始悄悄打听林夙的南行路线与所作所为。一股无形的、仰慕其才学与理念的潜流，正在形成。
就在考据陷入僵局时，一位以博闻强记着称、却因性格孤僻久不闻达的老学究，在一部极其冷僻的、关于前朝地方志轶闻的残本《巴陵野录》中，找到了一段模糊记载：“……伪汉永平间，有巴陵郡守滕某，性刚直，尝修葺城楼，后忤上意去职，佚其名……”
“找到了！”老学究狂喜，“‘滕某’！定是‘滕子京’！‘永平’之年，或与‘庆历’通假转译之误！至于‘伪汉’……史料散佚，难以详考，但人物对得上！”
这一发现虽牵强，却像一根救命稻草，暂时安抚了考据派们焦灼的心。于是，“滕子京”这个在正史中根本不存在的人物，竟迅速在湖广文坛被“考据”落实，成为了一个刚直被贬、与范仲淹（此文作者被他们默认是林夙假托的某位“古仁人”，或直接视林夙为精神传承）志同道合的“先贤”符号。这本身就成了一个吊诡又极具时代特色的文化现象。
而岳州知府，在承受了来自布政使、按察使乃至路过钦差关于“此文当弘扬”的明示暗示后，终于不敢怠慢。他召集能工巧匠，选用上等青石，将《岳阳楼记》全文镌刻成碑，立于岳阳楼正堂。又请徐渭老翰林（他已勉强接受了“滕子京”考据）撰写了跋文，记述此文出世之盛况。
碑成之日，观者如堵。无数士民百姓，虽不完全读懂，却也知晓这是一篇了不得的大文章，连官老爷们都如此重视。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十四字，被特意加粗描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真正成为了昭示于洞庭之畔、天下之前的精神圭臬。
这股风潮自然也传到了某些人耳中。
江陵，冯半城府邸。
“写篇文章闹出这么大动静？”冯半城听着管事汇报，眉头紧锁。他不在乎文章好坏，但听到“林夙”这个名字与“声望日隆”联系在一起，便本能地感到不安。“京里赵二公子那边，可有话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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