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文华殿，不似往日经筵进讲时的书卷气，反因一次看似寻常的政务奏对，弥漫开一层微妙的、试探性的气息。皇帝朱瞻基端坐御案之后，面色依旧带着病后的苍白，但精神尚可，正听取几位大臣关于次年春闱筹备及各地学政情形的汇报。
阁臣杨溥正侃侃而谈，提及国子监近来学风，言道监生中多有“皓首穷经，笃志圣贤”者，亦不乏“年轻才俊，文采斐然”。朱瞻基静静听着，待其语毕，方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殿中每一位官员耳中：
“杨卿所言甚是。国家养士百年，所为何来？非仅为能作制艺时文，亦非徒托空言，博清流虚誉。当是通晓经义，明辨事理，进而能佐朕治理天下，抚绥万民。” 他话锋似不经意地一转，“譬如户部钱粮，刑部律例，工部河工，乃至边镇粮饷调度，皆需实心、实学、实算。若读书人只知高头讲章，于钱谷不知其数，于刑名不明其要，于工程不晓其法，则一旦身膺民社，岂非如同盲人策马，非但于国无益，反易为胥吏所欺，政事壅滞？”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诸臣，尤其在几位翰林出身的官员脸上停留一瞬，语气转为一种淡淡的忧虑：“近来朕观诸司奏报，文辞华美者众，然能条分缕析、直指症结者少。遇有实务，多推诿于‘成例’、‘有司’，或空谈‘仁政’、‘德化’。长此以往，岂是朝廷之福？朕非不重文章道德，然文章道德，需落到实处，方是真学问。譬如前日户部一笔边饷账目……” 他恰到好处地停住，没有继续深说那老吏揭秘之事，只轻轻叹了口气，“若非有深知底里之人，几乎被锦绣文章蒙混过去。此等情形，恐非孤例。”
这番话，看似皇帝随感而发，忧虑国是，实则字字句句，都精准地敲打在殿中某些人的心坎上，也清晰地传递出两个信号：其一，陛下重视“实学”，对空谈文章已生不满；其二，陛下对现行官僚体系，尤其是底层胥吏把持实务、官员不通细节的现状，深感警惕与忧虑。
奏对散去，皇帝的话语却在某些人心中激起了涟漪。其中便有国子监助教，王仙。
王仙，字子乔，乃永乐年间举人出身，因性情耿直，不善钻营，在国子监这清水衙门一待便是十余年，止于从八品助教。他饱读诗书，信奉“学以致用”，对监内部分监生只知揣摩时文、背诵程墨以求科举，却对经世实用的算学、律例一无所知甚至鄙夷的风气，早就心怀不满。只是人微言轻，又无过硬背景，只能将这股郁结压在心底。
今日文华殿听闻天子之言，王仙只觉得如同久旱逢甘霖，胸中块垒为之一荡！陛下此言，真乃圣明烛照，洞见时弊！原来陛下早已看到官员不谙实务之害，忧虑人才不济！这不正是自己多年来心中所想吗？一股“报君恩、正学风”的热血，伴随着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在他胸中熊熊燃起。
回到国子监那间狭小的值房，王仙心潮澎湃，难以平静。他推开窗，望着院中古柏积雪，仿佛看到了涤荡学宫积弊、为帝国培养真正栋梁的光明前景。他提笔研墨，文思泉涌。他要用这满腔忠忱，写下一道振聋发聩的奏章，响应圣意，廓清学风！
这份奏章，他反复斟酌，倾注了全部心血。奏章前半，他痛陈当前国子监乃至天下官学之弊：监生“务虚文者多，求实学者少”，“终日咿唔，不过帖括”，“于钱谷兵刑、农田水利之实，懵然如瞽”。接着，他高度赞扬皇帝重视“实学”的远见卓识，认为“此乃造就真才、稳固国本之要道”。随后，他提出了具体的、在当时看来颇为“激进”的建议：在国子监现有课程之外，应“令诸生习书算，明律令”，并“由提调正官，岁终考核其能否，分别奖惩”。他甚至提出，对于“年力衰迈、学无成效”及“老疾不堪教养”者，应“量加体恤，放免其坐监之额”，以为后来者腾出位置，节约朝廷廪饩。
在王仙看来，提倡“书算律令”之学，是为了培养能真正为陛下分忧、为百姓办事的官员；清理“老疾无效”者，则是为了整肃学风，提高朝廷养士的效率，节省不必要的开支。他字字句句，发自肺腑，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光芒，全然未察觉自己这份奏章，已然触碰到了一个庞大而敏感的官僚与利益体系的神经，更未想到，自己会成为皇帝手中一枚关键而危险的棋子。
数日后，大朝会。当通政司官员唱出“国子监助教王仙有本奏”时，不少官员都面露诧异。一个从八品的微末学官，有何资格在朝会上奏事？但当王仙出班，手持笏板，慷慨激昂地开始诵读他那份精心撰写的奏章时，殿中的气氛渐渐变了。
起初，是惊愕。随即，便是压抑的骚动。当王仙读到“令诸生习书算，明律令”、“岁终考核”、“放免老疾无效者”等具体建议时，朝堂之上，尤其是文官队列中，终于有按捺不住的声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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