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熙元年的春天，北京城柳絮纷飞，紫禁城内的红墙黄瓦在暖阳下显得庄严肃穆。距离永乐皇帝龙驭上宾、皇太子朱高炽灵前继位已过去数月，国丧的哀戚虽未全然散去，但帝国的巨轮已然在新君的驾驭下，驶入了“洪熙”元年的航道。改元易帜，大赦天下，一系列新政渐次颁布，试图冲刷去永乐朝后期留下的紧张与疲敝，营造出一派“与民休息”的新气象。
然而，新朝伊始，表面的平静之下，朝堂的暗流从未真正停息。洪熙皇帝朱高炽体态肥胖，健康状况不佳，虽倚重永乐朝留下的核心辅政班子如杨士奇、蹇义、夏原吉等老成谋国之臣，力求稳定过渡，但其宽仁保守的执政风格与先帝的雄才大略、事必躬亲截然不同，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权力结构的微妙调整和各方势力的重新审视。
乾清宫易主带来的不仅是龙椅上的人更替，更是整个朝局氛围的转变。洪熙帝更倾向于垂拱而治，将大量日常政务交由内阁票拟、司礼监批红（或传旨），自身则专注于重大决策和调节平衡。这使得以杨士奇为首的内阁阁臣权柄日重，他们在努力维持帝国平稳运转的同时，内部对于诸多国事——如如何平衡藩王政策、是延续永乐时期的积极边防还是转为战略收缩、如何整顿漕运缓解民生——也存在不同见解的碰撞与磨合。
更值得关注的是司礼监。随着皇帝亲自披阅奏章的时间可能相对减少，司礼监太监在“传达圣意”、“口述批答”过程中的枢纽作用日益凸显。太监王瑾、金英等人的权势在无形中悄然增长，与外廷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微妙复杂。一条潜在的、宦官影响力上升的轨迹已初现端倪。
而对于远在乐安的汉王，以及另一位同样不容忽视、曾在永乐朝深度参与北京防务的藩王——赵王朱高燧，新皇登基后的朝局变化，无疑是一个极其敏感且需审慎应对的时刻。
……
洪熙元年三月，一道明发上谕震动朝野：命赵王朱高燧之藩彰德府。
这道旨意，终结了赵王朱高燧自永乐朝后期以来“镇守北京”的特殊地位与权责。表面上，这是新帝遵循祖制，“令藩王就国”的常规操作。同时，彰德地处中原，较为富庶，亦是体现对弟弟的恩宠。但其背后蕴含的政治信号却极为复杂：这既是新皇巩固自身权力、削弱潜在威胁的举措，也难免被朱高燧及其党羽解读为一种“鸟尽弓藏”的疏远与排挤。
北京赵王府内，接旨后的朱高燧面色阴沉如水。他屏退左右，独自在书房内踱步，胸膛剧烈起伏。永乐在世时，他手握部分京营兵权，参与机要，虽非储君，却也是权力核心圈的重要人物，时刻能感受到权力的温度与漩涡的中心。如今新皇一纸诏书，便要将他打发到千里之外的河南，远离帝国的中枢，这让他如何能甘心？
“朱高炽！你好手段！”他猛地一拳砸在紫檀木案上，震得茶盏乱响，“甫一登基，便急不可耐地要将兄弟扫地出门吗？说什么遵循祖制，分明是嫉贤妒能，怕我朱高燧留在京师，碍了你的眼！”
长史袁容在一旁小心翼翼地劝道：“王爷息怒。陛下此举，虽……虽令人怅然，然就藩亦是亲王本分。彰德地处中原，物阜民丰，未必不是一处休养生息的好去处。如今新帝初立，朝局未稳，王爷暂且隐忍，静观其变，方为上策。”
朱高燧冷哼一声，眼中闪烁着不甘与算计的光芒：“隐忍？静观其变？哼，只怕我这一走，再想回这北京城，就难如登天了！我那好二哥在乐安‘病’着，我倒要看看，他能‘病’出什么花样！袁容，让我们的人，都动起来！京师各衙门的眼线，绝不能断！尤其是兵部、五军都督府，还有……宫里！本王要知道北京发生的每一件事！”
他虽然被迫离京，但多年经营的人脉和情报网络岂会轻易放弃？他决心将彰德府变为一个新的据点，遥控京师，以待时变。汉王朱高煦的“病重”在他看来，既是机会，也充满疑点。
……
乐安汉王府密室，京师和彰德的消息几乎同时送达。
“朱高燧被赶去彰德了……”朱高煦负手立于地图前，语气平静无波，仿佛在叙述一件早已知晓的事情。
韦弘沉吟道：“王爷，赵王就藩。朝廷对藩王的防范之意，昭然若揭。我等更需谨言慎行。”
王斌却有些快意：“朱高燧那厮也有今天！当年在京城何等嚣张，如今还不是被一脚踢开！”
朱高煦微微摇头：“莫要轻视朱高燧。他经营京师多年，根深蒂固，此番就藩，绝非心甘情愿。他必会暗中活动，遥控旧部。这对我们而言，未必是坏事。”
他眼中闪过一丝算计的光芒：“朱高燧的存在，就像一面吸引火力的盾牌。朝廷要防范藩王，首要目标会是他这个刚刚离京、且明显心怀怨望的赵王，而非我这个‘病重垂死’的汉王。他的活跃，正好能为我们分担压力，掩护我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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