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意渐浓,金陵城笼罩在一片肃杀之气中。紫禁城乾清宫的灯火,常常亮至深夜,比以往更为持久。御案之上,奏章依旧堆积如山,但在朱允炆的手边,却多了一份特殊的名单——并非六部九卿的堂官名录,而是一份涵盖了中书舍人、六科给事中、都察院御史、乃至各部主事、员外郎等中低级官员,以及部分地方知州、知县的详细档案。
烛光跳跃,映照着他年轻而沉静的脸庞。他正在做的,并非批阅那些关乎具体政务的题本,而是在下一盘更大、更隐晦的棋——人事布局。漕运改革的铁腕、神机营的整训、新式火器的突破、乃至“千里烽火”系统的建立,这些宏大的举措,最终都需要忠诚且能干的人去执行、去维护、去推广。而现有的官僚体系,盘根错节,惰性与阻力并存,仅靠顶层设计和高层官员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将自己的触角,如同植物的根系一般,深深扎入帝国的肌体深处,才能确保政令畅通,意志得以贯彻。
这份名单上的人,是他通过数月观察,以及借助皇城司的密报,从众多中青年官员中筛选出来的。他们或出身寒微,凭借自身才干跻身仕途,渴望机遇;或思想开明,对新政流露出理解与支持的倾向;或 simply 背景相对简单,尚未完全陷入旧有利益网络的泥潭。他们官职不高,能量有限,但如同一个个潜在的节点,散布在朝廷的各个关键衙门以及地方要冲。
“王钺。”朱允炆放下手中的朱笔,轻声唤道。
一直侍立在阴影中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王钺立刻趋步上前,躬身聆听。
“传朕口谕,”朱允炆的声音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志,“明日午后,召见都察院浙江道监察御史于谦、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周忱、兵部武选清吏司员外郎王骥……以及,松江府华亭知县况钟。朕要单独见他们。”
王钺心中微凛。这份名单上的名字,除了那个远在松江的知县,其余皆是京城中不甚起眼的五六品官员。皇帝突然同时召见这些“小人物”,其用意深远。他不敢多问,只是恭敬应道:“奴婢遵旨。”
翌日午后,文华殿的偏殿内,气氛庄重而略带一丝紧张。被召见的几位官员,虽然早已接到通知,但真正踏入这象征着帝国权力核心的殿堂,面对那位近数月来威权日重、手段迭出的年轻皇帝时,心中依旧充满了忐忑与激动。
朱允炆并未摆出皇帝的架子,而是赐座赐茶,态度温和。他先是简单询问了各人的籍贯、家世、入仕经历,看似闲谈,实则观察着每个人的谈吐、气度以及对答的逻辑。
很快,他便将重点转向了实务。
“于谦,”他看向那位面容清癯、目光炯炯的监察御史,“朕看过你的奏疏,关于整顿盐政、打击私贩之议,颇有见地。如今朝廷大力整顿漕运,漕粮北运,空船南返,若用以运盐,降低成本,你看可行否?”
于谦显然早有思考,不卑不亢地答道:“回陛下,此法前朝亦有尝试,关键在于管理。若能设立专官,严格核算运耗,杜绝夹带,确可事半功倍,利国利民。然,沿途关卡、漕丁管理,需与漕督衙门紧密配合,方能见效。”
朱允炆微微颔首,不置可否,又转向户部主事周忱:“周忱,你在户部多年,精于算计。朕欲在苏松试行新的税赋章程,清丈田亩,合并赋役,依你之见,其中最难在何处?又如何防范胥吏在新旧交替之际,上下其手?”
周忱是个面容敦厚的中年人,闻言沉吟片刻,谨慎答道:“陛下,最难者,在于清丈必触豪强之家利益,其反抗必然激烈。防范胥吏,首要在于新章程必须简单明了,让百姓一目了然,无从欺瞒;其次,征收过程必须公开,设柜收款,张榜公示,接受监督;再次,需有独立于地方衙门的监察体系,严惩不法。”
朱允炆眼中闪过一丝赞赏。这些观点,与他和夏原吉商讨的结果不谋而合。
接着,他又询问了兵部王骥关于军官考核与升迁制度的看法,询问了远道而来的华亭知县况钟关于地方治理、尤其是执行朝廷政令中遇到的具体困难。
一番交谈下来,朱允炆对这几人的能力、品性和政治倾向,已然心中有数。于谦刚正敢言,熟知实务;周忱心思缜密,善于理财;王骥通晓军务,处事干练;况钟则是一位难得的亲民干吏,敢于任事。
谈话尾声,朱允炆神色一肃,目光扫过众人:“诸位爱卿之才学见识,朕已深知。如今朝廷正值多事之秋,内则百废待兴,外则隐忧潜伏。朕欲革除积弊,匡扶社稷,非有忠贞体国之士辅佐不可。”
他停顿了一下,观察着几人瞬间变得激动而紧张的神情,缓缓道:“朕欲对诸位,另有委任。”
“于谦。”
“臣在!”
“擢升尔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协理院事,并兼任‘苏松税赋改制巡察使’,持朕密旨,前往苏松,督导清丈田亩、试行新法事宜!遇有阻挠新政、贪渎不法者,无论品级,可先行拿问,密折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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