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和二年（179年）的正月，北疆的寒意正浓，五原郡的治所九原城，却迎来了一位搅动风云的新主人。太守王智，在其兄、权倾朝野的中常侍王甫的运作下，接替了因功升迁的郭鸿，踏上了这片苦寒之地。他的到来，并未带来丝毫新政的朝气，反而像一块沉重的阴霾，骤然压在了九原城头，并迅速向整个郡境弥漫开去。
县长李值，作为安阳县的代表，不得不前往九原城参加新太守的迎新仪典。数日后，他风尘仆仆地赶回，连官服都未曾换下，便径直来到蔡邕暂居的院落，眉宇间锁着化不开的忧惧。
“蔡公，”李值的声音带着一路奔波的沙哑，更带着难以掩饰的愤懑与无奈，“那位新任府君，实在是……唉！”他重重叹了口气，仿佛要将胸中的浊气一吐而尽，“鲜衣怒马，扈从如云，排场之大，远超郭使君在任之时。这且不说，迎新宴上，酒过三巡，他便公然向与会属官、地方豪绅暗示，乃至明索‘孝敬’！言道边郡清苦，他自京中来，开销甚大，还需诸位‘体谅’、‘帮衬’。”
李值摇了摇头，脸上满是苦涩：“蔡公您是知道的，咱们这五原郡，地处边陲，屡遭鲜卑蹂躏，民生何其艰难？百姓能勉强糊口已属不易，府库之中更是空空如也，哪里有什么油水可供他搜刮？这等做派，简直是……简直是竭泽而渔啊！”
蔡邕静静地听着，面容平静，眼神深处却掠过一丝了然与更深的沉重。他抬手示意李值坐下，亲自为其斟了一杯粗茶，缓缓道：“李县长稍安毋躁。此事，在意料之中。”
他望向窗外萧瑟的庭院，声音低沉而清晰：“自孝桓皇帝以来，阉宦之祸愈演愈烈。张让、赵忠之辈，位居中枢，蒙蔽圣听，其父兄子弟、姻亲故旧，则被安插于州郡要津，以为爪牙羽翼。中央者，操‘卖官鬻爵’之权，明码标价，二千石官位亦可用金银求得；地方者，则为彼等敛财之触手，兼为买官者提供担保，上下其手，从中渔利。这些凭借财货与阉宦关系上位的官员，其治理之能几近于无，唯一的‘政绩’，便是想方设法，盘剥地方，以偿其买官之巨债，并充盈私囊。这王智，乃王甫胞弟，正是此等角色。”
蔡邕的思绪，仿佛随着话语飘向了那些斑驳的史册与残酷的现实。他提及了延熹八年（165年）的旧事，那时大宦官侯览的兄长侯参出任益州刺史，倚仗其弟权势，在蜀地肆意妄为。“彼时，侯参诬陷州中富户，动辄以谋逆等大罪加之，行抄家灭门之举，籍没其田宅、财物以为己有。其手段之酷烈，令人发指。后来被朝廷征召回京，仅装载金银锦帛的辇车便有三百余辆！其财富之巨，可谓富可敌国。最终东窗事发，侯参于途中畏罪自尽，然其所敛之财，其所造之孽，又岂是一条性命所能偿清？”
他的声音带着历史的沉重感，又转向另一桩骇人听闻的案例：“再说孝桓皇帝时，宦官徐璜之侄徐宣，任下邳县令。此人荒淫暴虐，竟因垂涎原汝南太守李暠之女，求娶不成，便光天化日之下遣人强抢入府，肆意凌辱之后，以箭射杀！如此人神共愤之恶行，若非其叔父乃宫中显宦，安敢为之？后东海国相黄浮，刚正不阿，依法将徐宣处决，结果如何？竟遭宦官集团构陷，身受残酷刑罚，令人扼腕！”
蔡邕的目光收回，落在李值那张因震惊与愤怒而微微发白的脸上：“如今之‘十常侍’，其势更盛往昔。其亲属、门客，遍布天下州郡，垄断商路，强夺民田，视律法如无物。凡有清廉自守、不与阉宦同流合污之地方官员，多遭其罗织罪名，通过宫中内线进以谗言，轻则罢官去职，重则下狱身死。这王智，与那侯参、徐宣之流，正是一丘之貉。彼之到来，非为牧民，实为掠食也。”
蔡邕的预言，很快便成为了残酷的现实。
王智到任后，甚至连表面功夫都懒得做，立刻开始了他的“刮地皮”之旅。他先是翻出旧日账册，以“清点亏空”、“弥补军费”为名，强行向各县摊派巨额钱粮。继而，又巧立各种名目，什么“修葺城防捐”、“犒赏边军费”、“太守车马费”，乃至“朔风保暖税”，种种荒唐至极的税费，层出不穷，压得本就困苦的边民喘不过气。
对于那些略有家资的本地豪强、商贾，王智则采取了更为直接的手段。或派人暗中罗织罪名，进行敲诈勒索；或干脆明火执仗，以“通敌”、“藏匿违禁”等由头，强行查抄家产。九原城内，原本几家经营尚可的店铺，短短月余便纷纷关门歇业，店主不知所踪。城外，有农户因交不出新加的“田亩护持费”，便被衙役夺走了仅有的耕牛和种子，一家老小生计无着，哭声震野。
王智带来的那些亲信扈从，更是狗仗人势，在地方上横行无忌。他们出入市井从不付钱，强买强卖乃家常便饭，稍有不顺，便拳脚相加，甚至当街调戏妇女。九原城以及周边各县，被这群人搅得乌烟瘴气，怨声载道。昔日郭鸿太守在任时，虽未能彻底扭转边患，至少官场尚算清明，百姓尚能维持一份基本的秩序。如今，这秩序已被王智的贪欲彻底撕碎，五原郡仿佛提前进入了凛冬，空气中弥漫着恐惧与绝望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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