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云笺”在洛阳士林初露头角，引发的赞叹与热议尚在发酵，而在卫铮内心深处，对于此番造纸成功的根源，有着超越时代藩篱的清晰认知。在他看来，这次工艺突破的关键，并非神乎其技的偶然，而在于一种被时人视若等闲、俯拾皆是的原料——麦秸的规模化与合理化应用。
每当静下心来，后世的记忆便如涓涓细流，浸润着他的思绪。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位于华北平原边缘的故乡，金黄的麦浪在夏风中翻滚，空气中弥漫着阳光与麦穗的芬芳。收割季节过后，田野里留下一个个圆滚滚、金灿灿的麦秸垛，像散落在大地上的巨型蘑菇。那是他与伙伴们童年嬉戏的乐园，他们在松软的麦垛间躲藏、跳跃，沾染一身干燥而温暖的草木气息。也正是在那时，他常看到有专门收购麦秸的商贩，开着拖拉机或三轮车，将成捆的麦秸运往附近的乡镇。他曾好奇跟随，溜进过一家小型的民营造纸厂。记忆中充斥着机器的轰鸣，巨大的切草机将整捆的麦秸瞬间吞噬，吐出寸许长的碎段；随后，这些碎屑被送入冒着滚滚蒸汽的硕大蒸球中高温蒸煮；最后，经过复杂的打浆、漂洗，浑浊的液体会在巨大的网筛上流淌、脱水，最终形成湿漉漉的纸坯，再经过一道道烘缸的碾压、烘干，出来时竟已变成了雪白、平整的卷筒纸。那一幕“化腐朽为神奇”的工业景象，深深烙印在他少年的脑海里。
穿越至此，身处河东，当他开始思考改进造纸术时，目光便自然而然地投向了这片土地上最为丰富的潜在纤维来源。他注意到，黄河沿岸及汾水谷地，随着水利的兴修和耕作技术的进步，成片的麦田已然成为常见的景观。夏收之后，大量的麦秸除了一部分用作牲畜的越冬草料，或是农家灶膛里的引火之物外，仍有相当部分堆积田间，甚至就地焚烧，未能物尽其用。这在他眼中，无疑是巨大的浪费。
“为何不能试试麦秸？”这个念头一旦升起，便再也无法遏制。他立即遣人从自家庄园储存的草料中调拨出一批品相较好的麦秸，又按照记忆中模糊的原料配比思路，将其与此时造纸常用的芦苇、树皮、破麻布（沤烂后的麻纤维）、乃至一些稻草、麻杆等掺杂在一起，交给工匠们进行试验。他无法提供后世的化学添加剂和精密设备，只能反复强调“沤泡要透”、“蒸煮要久”、“捶捣要匀”、“抄纸要薄”等基本原则，让工匠们凭借经验去摸索最佳的配比和工艺参数。
卫铮深知，任何技术的普及与突破，都离不开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土壤。自东汉蔡伦系统总结并改进造纸术后，纸张真正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并在此后的三国、两晋时期逐渐取代简牍的主导地位，其间历经了约一两百年的缓慢发展。这一进程，除了造纸工艺自身需要时间不断完善、成本需要逐步降低之外，在卫铮看来，与一个更为宏大的历史变迁息息相关——那便是中国北方地区，小麦逐渐取代粟（小米）、黍等传统作物，成为主粮之一的农业革命。
他的思绪不禁回溯到更早的历史脉络。中国北方，尤其是黄河流域，早期农业以种植耐旱、对灌溉要求相对较低的粟、黍为主，它们是春播秋收的典型作物。而小麦，虽然营养价值高，但它对水分需求量大，生长周期内尤其是春季拔节抽穗时，必须有充足的灌溉保障。因此，在水利设施尚不完善的早期，小麦的种植往往局限于河岸湖滨等近水区域，产量极不稳定，风险较高，难以大规模推广。
那么，小麦是如何实现逆袭的呢？卫铮结合后世的认知，清晰地看到了几条关键的历史线索：
首要原因，便是耕作制度的革命性创新——“粟麦轮作”制。小麦有一个独特的生物学特性：它是秋播夏收的“宿麦”（冬小麦）。而传统的粟是春播秋收。这两种作物的生长周期恰好错开，形成了完美的互补。农民可以在秋天收获粟之后，立即播种小麦；待到来年夏天小麦收割完毕，又正好赶上播种下一季的粟。这种精巧的复种模式，使得同一块土地在一年之内可以收获两季粮食，土地的单位产出几乎翻了一番！这对于应对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以及缓解春季“青黄不接”时的粮食短缺危机，具有决定性的战略意义。这一转变在汉代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大力倡导和推广。历史上最着名的记载便是汉武帝时期，大儒董仲舒曾直接向皇帝建言：“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冬小麦），令毋后时。”这种由最高统治者下令，通过行政力量推动的农业政策，其力度和覆盖面是空前的，为小麦在北方的普及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其次，是水利工程的大规模兴建。汉代，尤其是武帝时期，兴修了诸如龙首渠、白渠、六辅渠等一系列大型水利灌溉工程。这些遍布关中及黄河中下游的水利网络，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的条件，为小麦这种需水作物的大规模、稳定种植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外部保障。水渠所到之处，麦田得以扩展，产量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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