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和元年的夏季，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些，也更为躁动不安。暮春的暖意尚未完全沉淀，一股令人心悸的灼热便已悄然笼罩了洛阳。四月丙辰，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灾异骤临。
先是大地毫无征兆地颤抖起来。起初是细微的嗡鸣，旋即转为沉闷的咆哮，桌案上的简牍哗啦啦滑落，梁柱发出不堪重负的嘎吱声，屋檐上的瓦片簌簌落下，在庭院中摔得粉碎。洛阳城内外，一时人喊马嘶，鸡飞狗跳，恐慌如同涟漪般迅速扩散。卫铮正在院中指导杨弼练习一套新的剑招，感受到脚下传来的剧烈晃动，他一把拉住身形踉跄的杨弼，疾步冲到庭院开阔处，心中凛然：“地震！”
而后不过一日，从皇城深处侍中寺传来的一个消息，更让这场天灾蒙上了一层诡谲的色彩——寺中所饲养的雌鸡，竟在众目睽睽之下，身形变化，化为了雄鸡！雌鸡化雄，这在笃信天人感应的汉代，被视为极凶的“鸡祸”，是阴阳失序、牝鸡司晨的恶兆。
天摇地动，加上这等罕见的妖异之象，整个洛阳城顿时被一种无形的恐慌和猜疑所笼罩。士民议论纷纷，皆言此乃上天震怒，降罚人间。
果不其然，数日之后，朝廷诏令颁下：司空陈耽，因天变示警，免职！以太常来艳继任司空。
当卫铮从族兄卫觊处得知这个消息时，他正在书房内对着舆图推演并州羌患的态势。闻听此事，他放下手中的朱笔，缓缓走到窗边，望着窗外被烈日炙烤得有些蔫然的庭树，嘴角泛起一丝复杂难明的笑意。
“因灾异而策免三公……”他低声自语，脑海中浮现的是后世史书上对这一制度冰冷而精准的评价。源自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儒家学说，在这东汉末年，早已演变成一套精致而残酷的政治秀场。天灾——无论是真实的地震、旱涝、蝗灾，还是那些难以解释的怪异现象——都被解读为上苍对君主施政失误的警示。而作为“调和阴阳”的法定责任人，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皇帝应对天意的“缓冲带”和替罪羊。
这并非新鲜事。自西汉起，丞相便常因灾异被策免，汉成帝时丞相翟方进甚至因“荧惑守心”的星象而被逼自杀。到了东汉，这套制度愈发明确，三公职责中“掌调和阴阳”一条，成了悬在他们头顶的利剑。如今天灾频繁，黄河流域大旱、蝗灾、瘟疫接踵而至，民众不满情绪日益累积，更换三公便成了皇帝象征“革新政事”、安抚民心的低成本手段。
然而，卫铮看得更深。在这套看似遵循儒家经典的仪式背后，是外戚、宦官、士族各方势力血腥倾轧的缩影。借天灾之名，行党同伐异之实。频繁更换三公导致中枢政务陷入混乱，据他所知，灵帝在位期间，二十年内更换太尉竟达二十余人，政令朝颁夕改，如何能够延续？国家机器又如何能有效运转？而皇帝，则通过这一场场“罪己-免三公”的表演，成功地将政治危机转嫁给臣下，保全了自身那早已摇摇欲坠的权威。
“陈耽……怕是得罪了哪路权贵吧。”卫铮心中暗忖。这看似顺应天意的罢免，底下不知藏着多少肮脏的交易与算计。这大汉的朝堂，已如同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靠着放血和贴膏药勉强维持，内里却早已腐朽不堪。
这场由天灾引发的政治风波，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在许多人心中激起了涟漪，其中便包括曹操。五月，草木葱茏，洛阳城的暑气渐盛，曹操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心寒与去意。
他因宋奇之事被免官，回洛阳已有段时日，原本或许还存着些许等待转机的念头。然而，目睹了司空陈耽因莫须有的“天责”而被轻易罢免，他深切地感受到这洛阳官场已非有志之士所能立足之地。宦官当道，政以贿成，正义荡然无存，留在这里，不过是蹉跎岁月，空耗雄心。
这日，他来到卫宅，神色间少了往日的豪迈，多了几分落寞与决然。
“鸣远，我欲归乡了。”曹操开门见山，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卫铮闻言，并未感到太过意外。他深知曹操的抱负与此时的困境，谯县闲居，或许是当下最好的选择。“孟德兄已决定了？”
“嗯，”曹操点头，目光望向窗外湛蓝却令人窒息的天空，“洛阳虽好，非久恋之家。如今局势，留之无益，不如归去，静观其变。”
卫铮沉默片刻，举起案上的酒樽：“既如此，弟不便强留。明日，我为你送行。”
翌日清晨，卫铮命人备好酒食，带着张武、李胜二人，出洛阳城十里，在一处长亭边等候。初夏的郊外，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却更反衬出离别的萧索。
不多时，曹操单人匹马，带着简单的行装，迤逦而来。见卫铮在此相候，他急忙下马，眼中闪过一丝感动。
“鸣远何须如此远送！”
“孟德兄远行，铮岂能不送？”卫铮笑着迎上，命人布下酒食，“此去谯县，山高水长，且满饮此杯，聊表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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