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和元年的夏季,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些,也更为躁动不安。暮春的暖意尚未完全沉淀,一股令人心悸的灼热便已悄然笼罩了洛阳。四月丙辰,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灾异骤临。
先是大地毫无征兆地颤抖起来。起初是细微的嗡鸣,旋即转为沉闷的咆哮,桌案上的简牍哗啦啦滑落,梁柱发出不堪重负的嘎吱声,屋檐上的瓦片簌簌落下,在庭院中摔得粉碎。洛阳城内外,一时人喊马嘶,鸡飞狗跳,恐慌如同涟漪般迅速扩散。卫铮正在院中指导杨弼练习一套新的剑招,感受到脚下传来的剧烈晃动,他一把拉住身形踉跄的杨弼,疾步冲到庭院开阔处,心中凛然:“地震!”
而后不过一日,从皇城深处侍中寺传来的一个消息,更让这场天灾蒙上了一层诡谲的色彩——寺中所饲养的雌鸡,竟在众目睽睽之下,身形变化,化为了雄鸡!雌鸡化雄,这在笃信天人感应的汉代,被视为极凶的“鸡祸”,是阴阳失序、牝鸡司晨的恶兆。
天摇地动,加上这等罕见的妖异之象,整个洛阳城顿时被一种无形的恐慌和猜疑所笼罩。士民议论纷纷,皆言此乃上天震怒,降罚人间。
果不其然,数日之后,朝廷诏令颁下:司空陈耽,因天变示警,免职!以太常来艳继任司空。
当卫铮从族兄卫觊处得知这个消息时,他正在书房内对着舆图推演并州羌患的态势。闻听此事,他放下手中的朱笔,缓缓走到窗边,望着窗外被烈日炙烤得有些蔫然的庭树,嘴角泛起一丝复杂难明的笑意。
“因灾异而策免三公……”他低声自语,脑海中浮现的是后世史书上对这一制度冰冷而精准的评价。源自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儒家学说,在这东汉末年,早已演变成一套精致而残酷的政治秀场。天灾——无论是真实的地震、旱涝、蝗灾,还是那些难以解释的怪异现象——都被解读为上苍对君主施政失误的警示。而作为“调和阴阳”的法定责任人,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皇帝应对天意的“缓冲带”和替罪羊。
这并非新鲜事。自西汉起,丞相便常因灾异被策免,汉成帝时丞相翟方进甚至因“荧惑守心”的星象而被逼自杀。到了东汉,这套制度愈发明确,三公职责中“掌调和阴阳”一条,成了悬在他们头顶的利剑。如今天灾频繁,黄河流域大旱、蝗灾、瘟疫接踵而至,民众不满情绪日益累积,更换三公便成了皇帝象征“革新政事”、安抚民心的低成本手段。
然而,卫铮看得更深。在这套看似遵循儒家经典的仪式背后,是外戚、宦官、士族各方势力血腥倾轧的缩影。借天灾之名,行党同伐异之实。频繁更换三公导致中枢政务陷入混乱,据他所知,灵帝在位期间,二十年内更换太尉竟达二十余人,政令朝颁夕改,如何能够延续?国家机器又如何能有效运转?而皇帝,则通过这一场场“罪己-免三公”的表演,成功地将政治危机转嫁给臣下,保全了自身那早已摇摇欲坠的权威。
“陈耽……怕是得罪了哪路权贵吧。”卫铮心中暗忖。这看似顺应天意的罢免,底下不知藏着多少肮脏的交易与算计。这大汉的朝堂,已如同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靠着放血和贴膏药勉强维持,内里却早已腐朽不堪。
这场由天灾引发的政治风波,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在许多人心中激起了涟漪,其中便包括曹操。五月,草木葱茏,洛阳城的暑气渐盛,曹操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心寒与去意。
他因宋奇之事被免官,回洛阳已有段时日,原本或许还存着些许等待转机的念头。然而,目睹了司空陈耽因莫须有的“天责”而被轻易罢免,他深切地感受到这洛阳官场已非有志之士所能立足之地。宦官当道,政以贿成,正义荡然无存,留在这里,不过是蹉跎岁月,空耗雄心。
这日,他来到卫宅,神色间少了往日的豪迈,多了几分落寞与决然。
“鸣远,我欲归乡了。”曹操开门见山,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卫铮闻言,并未感到太过意外。他深知曹操的抱负与此时的困境,谯县闲居,或许是当下最好的选择。“孟德兄已决定了?”
“嗯,”曹操点头,目光望向窗外湛蓝却令人窒息的天空,“洛阳虽好,非久恋之家。如今局势,留之无益,不如归去,静观其变。”
卫铮沉默片刻,举起案上的酒樽:“既如此,弟不便强留。明日,我为你送行。”
翌日清晨,卫铮命人备好酒食,带着张武、李胜二人,出洛阳城十里,在一处长亭边等候。初夏的郊外,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却更反衬出离别的萧索。
不多时,曹操单人匹马,带着简单的行装,迤逦而来。见卫铮在此相候,他急忙下马,眼中闪过一丝感动。
“鸣远何须如此远送!”
“孟德兄远行,铮岂能不送?”卫铮笑着迎上,命人布下酒食,“此去谯县,山高水长,且满饮此杯,聊表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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