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始七年的盛夏，洛阳城沉浸在科举放榜的余韵与南海舰队归来的新奇谈论中。然而，在南宫东北角一处相对僻静的官署——太医署内，却进行着一场与功名利禄、奇珍异宝无关，却关乎天下苍生性命安康的浩大工程。
太医令姓秦，是一位年过五旬、面容清癯的老者，其家世代行医，在前朝太医署中便已任职。此刻，他正与署内几位医术最为精湛的博士、医工，以及特意从民间征召来的几位名医，围坐在一间堆满简牍、帛书和各类药材样本的厅堂内。空气中弥漫着陈旧书卷的霉味与百草混合的独特气息。
“诸位，”秦太医令的声音带着医者特有的沉稳，“陛下日前召见下官，言及‘武始之治’，不仅在于府库充盈、户口滋殖，更在于黎庶安康，人寿年丰。然我华夏医药之学，自神农尝草，扁鹊着难，仓公（淳于意）立案，至《神农本草经》集其大成，后虽代有增补，然典籍散佚，记载舛误，药物名实混淆者甚众。陛下深感于此，特下明诏，命我太医署，汇聚众智，系统整理前代医药典籍，去伪存真，拾遗补缺，编撰一部更为详备、精准之药学巨着，名曰——《仲朝本草》！”
此言一出，在座诸位医者眼中皆放出光来。对于他们而言，这无疑是梦寐以求的盛事。一位来自巴蜀、以擅长辨识草药着称的张姓医者激动道：“太医令，此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举！若能成书，必能澄清迷雾，规范用药，活人无数！”
另一位来自江东、精通针灸方脉的李博士则补充道：“确应如此！不仅需整理文字，更需厘定药物之产地、采收时节、真伪鉴别、炮制方法及主治功效。以往典籍，或语焉不详，或相互矛盾，致使庸医误人，良药蒙尘。”
秦太医令见众人热情高涨，便传达了皇帝更具体的旨意：“陛下要求，此次编修，务求‘博采、精校、实证、绘形’八字。其一，博采：不仅太常、兰台所藏医籍需尽数调阅，亦需向各州郡征集民间秘方、验方，乃至边陲异族所用之草药，凡有效验，皆在收录之列。其二，精校：对前人记载，需反复比对考证，剔除荒诞不经之说，纠正错漏之处。其三，实证：对于存疑之药物或疗法，需设法验证，或亲尝，或观察病例，务必以实效为准。其四，绘形：需召集画工，对每一味药物，按其生长形态、药材性状，绘制精细图谱，附于文字之后，以便后人按图索骥，辨识真伪！”
这道旨意，考虑之周详，要求之严谨，让在座医者无不叹服。他们深知，这已远超一般意义上的文献整理，而是一次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系统性科学总结。
编修工作随即紧锣密鼓地展开。太医署内，开辟了数间专门的库房和工作室。一队队书吏小心翼翼地将一捆捆珍贵的医学典籍从兰台和太常府库中搬运过来，其中不乏前汉皇家秘藏，有些竹简已然残破，需精心修复。医官们则埋首于故纸堆中，开始了浩繁的校勘考证工作。
“博士请看，”一位年轻医官指着两卷不同的帛书，困惑地对李博士说，“《神农本草经》言‘丹参，味苦微寒，主心腹邪气’，然此卷《吴普本草》却云‘丹参，味苦平，主心腹疾’。这性味、主治，孰是孰非？”
李博士接过帛书，仔细比对，沉吟道：“此乃常见之淆乱。需查考更多典籍，并寻得实物丹参，观其色，尝其味，再结合临床所用之效，方能定论。暂且并列收录，注明存疑，待实证后再行取舍。”
类似的情景在编修过程中层出不穷。对于同一药物的名称，各地叫法不同，需统一；对于药物的分类，前代标准不一，需重新厘定；对于一些带有方术色彩的记载，如服食某药可“长生不老”之类，则需本着务实的态度，谨慎辨析，剔除其虚妄部分，保留其可能的药用价值。
与此同时，向各州郡征集药物标本和民间药方的文书也已发出。数月之后，太医署变得更加热闹。来自天南地北的药材样本被源源不断地送来：关中的黄芪、甘草，巴蜀的黄连、川芎，江南的薄荷、芍药，岭南的槟榔、桂皮，甚至还有来自西域的胡黄连、波斯的安息香……各式各样的药材，干的、鲜的、炮制过的，堆积在专门的药库中，由像张医官这样的辨识专家带领助手们逐一鉴定、记录、分类。
绘制药物图谱的工作也同步进行。太医署征调了数名技艺精湛的画工，他们在医官的指导下，对着真实的药物标本，一丝不苟地描绘。不仅要画出植物的全株形态，还要细绘其花、叶、果、根的特征；对于矿物、动物类药材，则需准确表现其颜色、质地、纹理。这些图谱，力求写实精准，甚至标注尺寸比例，其精细程度远超以往任何医书插图。
袁术对这项工程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他深知医药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这不仅是仁政的体现，也能切实提升人口平均寿命和健康水平，从而增强国力。他偶尔会轻车简从，亲临太医署视察编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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