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耀六年（公元263年）的深秋，阴平古道上的寒霜凝结在蜀军哨所的旌旗上。当邓艾率领的魏军裹着满身泥泞出现在江油关下时，守将马邈望着那些衣衫褴褛却眼神如狼的士兵，手中的剑柄竟沁出了冷汗。他或许从未想过，这条被视为“飞鸟难度”的险路，会成为蜀汉政权的绞索。而这场看似偶然的奇袭背后，是曹魏精心布局的灭蜀战略，更是蜀汉国防体系早已千疮百孔的总暴露。
一、秦岭防线的瓦解：从“错守诸围”到“敛兵聚谷”的战略溃败
汉中，作为蜀汉北拒曹魏的门户，其防御体系的演变直接映射着蜀汉军事战略的迷失。刘备夺取汉中后（公元219年），任命魏延为镇远将军、汉中太守，确立了“错守诸围”的防御策略——在阳平关、陈仓道、褒斜道等险要处修筑堡垒，派兵据守，形成相互呼应的防御网。魏延曾自信地说：“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这种策略的核心是“以险制胜”，利用秦岭天险将魏军挡在关外，确保益州腹地安全。
诸葛亮北伐期间，虽多次从汉中出兵，却始终维系着“错守诸围”的根基。他在阳平关增设驻军，修缮陈仓、祁山等据点，使汉中成为既能出击又能固守的军事枢纽。建兴八年（公元230年），曹真、司马懿分道伐蜀，正是因为陈仓道被蜀军据守，魏军“会大霖雨三十余日，栈道断绝”，最终不得不退兵。此时的汉中防线，如同一条坚韧的锁链，牢牢锁住了曹魏南下的通道。
然而，姜维执政后，却以“欲诱敌深入，俟其疲困而击之”为由，彻底颠覆了这一防御体系。景耀元年（公元258年），姜维上奏后主：“汉中错守诸围，适可御敌，不获大利。不若退据汉、乐二城，积谷坚壁，听敌入平，且重关镇守以御之。敌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县粮，自然疲退，此殄敌之术也。”这一“敛兵聚谷”策略的实质，是放弃外围险要，将兵力收缩至汉（今陕西勉县）、乐（今陕西城固）二城及阳安关，企图让魏军进入汉中平原后，再依托坚城消耗敌军，伺机反击。
这一战略调整看似“诱敌深入”，实则是对汉中防御的自毁。首先，外围据点的放弃，使魏军得以轻松突破秦岭古道。钟会伐蜀时（公元263年），“分从斜谷、骆谷、子午谷，皆数道并进”，几乎未遇抵抗便进入汉中平原；其次，汉、乐二城虽坚固，却孤立无援，被魏军轻易包围，失去了牵制作用；更致命的是阳安关的失守——守将傅佥因副将蒋舒投降而战死，这座“汉中咽喉”落入魏军之手，导致姜维在沓中（今甘肃舟曲）的军队与汉中主力彻底失联。正如清代学者王夫之所言：“姜维之亡蜀也，殆哉！弃险以争险，方降以诱降，虽欲不亡，不可得也。”
二、情报体系的瘫痪：从“先知先觉”到“闭目塞听”的情报失语
在冷兵器时代，情报的及时性与准确性往往决定战争的走向。蜀汉早期的情报体系，曾因诸葛亮的重视而颇具效能，到后期却因政治腐败而彻底瘫痪，成为灭亡的加速器。
诸葛亮执政时期，构建了覆盖魏、吴及南中的情报网络。他设立“军谋掾”“刺奸掾”等官职，专门负责搜集敌军动向；派陈震、邓芝等使臣出使东吴，既巩固联盟，又借机刺探曹魏情报；甚至在曹魏境内安插间谍，如“凉州胡王白虎文、治无戴等率众降，卫温、诸葛直浮海求夷洲”，实则是通过少数民族部落获取西北军情。建兴六年（公元228年）第一次北伐前，诸葛亮正是通过情报得知“魏以夏侯楙为安西将军，镇长安，楙性无武略，多蓄声色”，才果断出兵祁山，一度“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
但到刘禅后期，情报体系的崩塌速度令人震惊。一方面，宦官专权破坏了情报传递渠道。黄皓掌权后，“诸将在外，多畏皓而不得言”，前线将领的军情奏报需经黄皓筛选，稍有不满便被扣押或篡改。景耀五年（公元262年），姜维得知“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多次上书后主“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却被黄皓以“巫鬼之言，谓敌终不自致”为由压下，刘禅竟“寝其事，群臣莫知”。这种对关键情报的无视，使蜀汉丧失了最后的预警时间。
另一方面，基层情报网的瓦解使蜀军成了“睁眼瞎”。阴平古道作为连接陇右与益州的隐秘通道，本应是防御重点，但蜀汉在此的哨所不仅兵力薄弱，且与中枢联络中断。邓艾偷渡阴平时，“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竟未被蜀军发现；直到抵达江油关，守将马邈才仓促应战——此时的情报失灵，已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整个官僚体系腐烂的证明。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尖锐指出：“蜀汉之亡，始于黄皓，成于谯周，而其根基，早溃于姜维之屡伐。然使后主稍有知，黄皓不得专权，则钟会、邓艾之师，或未至如此之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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