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周克华与徐薇徐二妹正式登记结婚。与许多人想象中的婚礼不同，他们的婚礼办得极为简朴，甚至可以说是简陋——这一点，与他父亲周正喜当年的做法如出一辙。
没有仪式，没有宴席，仅仅领了一纸结婚证，便回到了家中。
两人连一顿较为正式的饭菜都没有准备，更不必说去饭店庆祝。
用周克华自己的话说便是：“何必搞那些虚的？既浪费钱财，又显得俗气。爱情应当是红尘作伴、活得潇洒，该省的就省，不该花的绝不花。”
婚后，尽管身边有了妻子的陪伴，周克华却并未放下对“枪”的执念。他仍旧时常琢磨与枪支有关的事情。
于是在1997年，他远赴云南边境地区，试图购买枪支。最终，他在云南文山购得一把“五四”式手枪。
据他事后自述，之所以选择这种型号，是因为觉得之前使用的长枪不便隐藏、易于被查，而手枪体积小，别在腰间更容易携带。
不料，他刚登上返回的大巴车就被警方查获，随即被捕。这一次，他未敢有任何反抗，也没有像从前那样嚣张行事。
之后，警方通知了他的妻子徐薇。她携款赶赴云南，缴纳了罚款，周克华因此被释放。
有不少人推测，周克华此次被捕实则是遭到了“钓鱼执法”——那个年代类似通过查处违法行为收取罚款的现象并不少见。
至于他买枪的真正动机，则始终成谜。
这段时期，他并没有其他违法记录，是否曾实施过其他案件，恐怕只有他本人最清楚。
返回重庆后，周克华仍需谋生。但这一次，他不再完全依靠体力劳动——不知何时他学会了驾驶技术，于是进入重庆某集装箱公司，担任叉车司机，负责货物装卸工作。
时间来到2000年，由于渝怀铁路的修建需征用部分土地，当地居民获得了相应的经济补偿。
按照政策，每个人可获得两万元。此时周克华家中已有三口人——他本人、妻子以及他们已出生的儿子，因此一共领到六万元补偿款。
在当时，六万元称得上一笔不小的款项。拿到这笔钱后，周克华首先想到的是盖房。
事实上，这也是许多农民最朴素的愿望：有了积蓄首先改善居住条件。
对于普通人来说，生活无需大富大贵，有房有地、吃饱穿暖、家庭和睦、子女乖巧、老人安康，便是莫大的幸福。
于是，他在自家位于山顶的土地上，新建了一座三层小楼。从外观来看，这栋楼相当气派，但内部却完全是毛坯状态，始终未能进行装修。
原因很简单：盖房不仅用尽了全部补偿款，还欠下了一些债务。甚至连最基本墙面处理都无法完成。经济的窘迫使得他不得不急于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否则不仅房子无法入住，抚养孩子也面临压力。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周克华萌生了经营客运的想法。
他与妻子商量道：“二妹，我听说现在跑中巴客运利润不错，不如我们也买一辆跑线路？反正我可以自己开车，你来售票，我们两个人就能操作。”
徐薇犹豫地说：“主意是好，可买车的钱从哪里来？”
最终，徐薇只得硬着头皮向娘家的亲戚朋友借钱。周克华自己这边没有什么亲戚可以依靠，也没什么朋友能求助，借钱的事只能全靠妻子。
徐薇最终借来了两万八千元，用这笔钱购入一辆车况很差的二手中型巴士。
之后，夫妻二人开始了早出晚归的客运生活：周克华负责驾驶，徐薇担任售票员。
由于行车线路距离岳父母家较近，他们便暂时搬到二老家中居住，以免每日往返狮子山的奔波。
然而在这段共同生活的日子里，周克华却表现出一些异常：他几乎不与任何人交流，平时沉默寡言、难得有笑容，吃饭时只顾埋头快吃，吃完便放下碗筷离开，从不打招呼。
岳父岳母虽然心中不快，却也未多加指责，只觉得他性格如此。
直到后来周克华案发，老两口才后怕不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现在想起来还心惊胆战，幸亏当时没有得罪他，否则说不定早遭他毒手！”
从这一点也能看出，两位老人心地善良、为人本分。否则，按照常理，一个借住在家、却态度冷漠、毫不客气的女婿，很难不被斥责或冷眼相待。
再说回周克华的客运事业，其经营过程可谓极不顺利。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那辆二手中巴车——因为贪图便宜，买来的车故障频发：今天水箱漏水，明天油泵失灵，后天轮胎爆裂……修车不断，赚来的钱几乎全都投入维修之中，经济状况始终不见起色。
这种处境也让周克华的脾气日益暴躁。而徐薇本来也是个急性子，情绪容易激动，两人之间争吵逐渐增多。
以往周克华尚能容忍，不与之计较，但如今内外交困，再加上两人终日在一起工作，摩擦不断升级。
每当发生争执，徐薇习惯大声嚷嚷，而周克华不再像他父亲那样“动口不动手”，竟常常直接动用暴力。妻子刚吵几句，他扬手便是一记耳光，厉声喝道：“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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