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孙海波立即找到田园，商议下一步行动：“这半年风平浪静，说明警方已经放松警惕，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弄一笔大的。”
田园自然赞同，经历上一次的失败，他深知必须更加谨慎，目标也应更为明确。
孙海波分析道：“要做成大案，我们目前的枪支和人手都不够，至少还需要再搞一把枪。人员方面，也应该再发展一两个可靠的同伙。”
然而人选成为难题，反复斟酌后，他们认为最可信的莫过于各自的亲弟弟——孙海涛与田雨。
孙海涛身体素质出众，身高一米八，战斗力强，是不错的选择。但田雨则有所不同，他刚满二十，年纪尚轻，社会经验不足，恐怕难以担当大任。
两人还有一个区别：孙海涛对哥哥之前的行动一无所知，而田雨却多少有所察觉。
田雨生于1972年，是田园的三弟。他眉清目秀，外表文弱，却有个特别的爱好——喜欢男扮女装。
闲暇时他常描眉画眼、戴上假发出门漫步，不知情者往往误认为他是女性。但这并非心理异常，只是年轻人觉得好玩、追求新鲜而已。
尽管外表温文尔雅、面如冠玉，田雨的性格却绝非软弱。
他内心充满暴力幻想，极度崇拜那些敢作大案、手段狠辣的人物，常幻想：“要是能抄大家伙干一票大的，那该多潇洒！”
孙海波与田园首次作案之前，十七岁的田雨还在读中学。一次，孙海波和田园在学校附近遇见他，孙海波当面问田园：“老三胆子大不大？”
田园答：“还行。”
孙海波便随口说：“要是胆大，以后有事可以带他一个。”
尽管当时只是一句闲谈，却让田雨记在心里。
后来高连国被杀，田雨第二天就有所猜测。因为案发前一天晚上，孙海波和二哥在他家吃饭，之后整夜未归，他直觉此事与他们有关。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田园带枪回家。田雨趁其不备，突然伸手摸向二哥后腰，随后嘿嘿一笑：“是枪吧？”
田园起初一惊，随后也不遮掩，干脆拔出手枪在田雨面前比划，问道：“这玩意儿怎么样？”
又过了四五天，田雨悄悄问田园：“选煤厂那个警察，是不是你俩干的？”
田园得意地承认：“对，我和海波做的。小意思，很简单，过去几下解决，这枪就是他的了。”
田雨接过手枪爱不释手，用崇拜的目光望着二哥：“二哥，你们真厉害！”
尽管他内心渴望加入，却也从二哥的态度中看出对方嫌他年纪小、不愿带他参与。
上一次抢劫小金鹤储蓄所的事，田雨也知情。他们四人被抓进警局时，田雨一直为二哥提心吊胆。
第二天释放后，孙海涛直接回家，孙海波、田园则带着田雨到家中喝酒。田雨直接发问：“这案子是你俩做的吧？”
田园点头，孙海波则叹道：“差点回不来了。”
如今他们谈话不再避讳田雨，而田雨也乐于被信任。他常独自躺在床上感慨：“嫌我小就算了，反正二哥挣了钱，也不会亏待我。”
然而眼下孙海波他们急需扩充人手，田雨和孙海涛于是被列入候选名单。孙海波与田园反复商量数日，仍觉不妥。
孙海波不愿弟弟卷入，因家中只有两个男孩，一旦出事香火难继；田雨则因年纪太轻，经验不足，容易忙中出错——连田园自己上次都手忙脚乱，更何况比他更年轻的弟弟？
但若不让他们加入，又该找谁呢？田园束手无策，孙海波则说：“我来想办法。我有个朋友，或许合适，等我去试探一下。”
孙海波所说的人，正是被称为“三号军师”的闫文宇。
他生于1971年9月27日，比田园小两岁，但比田雨大一岁。闫文宇并非武力型人物，而善于谋划，家住工农区57委7组。
他的家庭条件相当优越，全家都是公职人员：父亲闫振忠是南山矿总务科科长；母亲李淑琴在南山矿医院总药局担任药剂。
哥哥在南山矿房产科工作；一个姐姐在大陆矿医院西药局工作，另一个在南山矿机电公司任会计；妻子甄灵则在富力矿公司机电厂做话务员。
全家端“铁饭碗”，这样的家庭在当地属中上水平，收入稳定、人脉广泛。
1987年，闫文宇接父亲的班，在南山矿通风区工作了一年多——这不是临时岗位，而是正式编制。之后他又调至矿机关水电科，负责收取电费。这份差事待遇优厚，并非一般人能获得。
除每周一、三、五早晨需到科室点名外，其余时间均可自由支配，只要每月按时收齐电费即算完成任务。工资也相当高，学徒期每月46元，出师后能拿到170元左右，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属可观收入。
但这还并非全部，更重要的是这份工作油水丰厚。彼时家家户户的电表都安装在室内，偷电现象普遍，一旦被发现则面临重罚。
收费员拎着黑皮包走家串户，一眼就能看出是否偷电。若用户私下塞钱，他们自然“视而不见”。
因此这一职位俗称“电老虎”，灰色收入远超工资。然而闫文宇并不满足，认为来钱仍不够快。
由于工作时间自由、无人监管，他终日闲逛街头，正是这种情况下，被孙海波留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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