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二年秋的南京菜市口，比往常多了几分肃杀。
梧桐叶落在地上，被风吹着贴在行刑台的木柱上，像极了那些即将伏法的勋贵的命运。
这次被押上刑台的，是 “血色宫宴” 的核心策划者 —— 前军都督府佥事张承、礼部侍郎王显，还有三个世袭的伯爵。他们在宫宴上暗通叛军，想趁朱允炆不备夺权，如今证据确凿，再无翻身的可能。
行刑那天，菜市口围满了百姓。张承被押上台时还想挣扎，对着人群喊 “我是功臣之后”，可当锦衣卫把他与叛军往来的信件念出来时，百姓的骂声就盖过了他的嘶吼。
“功臣之后也不能谋逆！”“陛下待你们不薄，你们却想害陛下！” 骂声里，刽子手的刀落了下来，鲜血溅在地上，很快被秋风卷着的落叶盖住。
抄家的队伍随后去了张承的府里，从地窖里搜出了三万两银子、几十匹绸缎，还有写给北元的密信。这些东西被抬在街上示众时，京里的官员都攥紧了手里的朝笏 —— 他们终于明白，朱允炆要动的，是真的敢触红线的人。
比起菜市口的血腥，更多的清洗是在静默中完成的，像秋风扫落叶，悄无声息却不留余地。
户部侍郎刘安是第一个 “静默退场” 的。审计司查出他在漕运改革中收受了两万两贿赂，还把漕运的粮食挪给了自己的亲戚。
没有传讯，没有审问，只是一个清晨，锦衣卫上门，把审计报告递给刘安，然后架着他进了诏狱。他的家人想哭闹，却被锦衣卫拦住：“陛下有旨，只惩首恶，不株连，别闹得难看。”
接着是翰林周文彬。情报统计局查出他收了江南士绅的银票，还替他们写奏折弹劾新政。那天早朝后，太监传朱允炆的口谕：“周翰林身子弱，江南水土养人，还是回故里休养吧。”
周文彬站在朝堂上，脸白得像纸，连 “谢恩” 的声音都发颤。他知道，这是皇帝留了情面，若是再犟，怕是连故里都回不去了。
最让人震动的是都指挥使赵成。
他手里握着京营的兵权，却暗中和北疆的部落做生意，把明军的兵器卖给对方。情报统计局截到他的信件后，朱允炆没立刻抓他，而是在朝会上突然问：“赵将军，近日京营的兵器库，怎么少了五十把长刀？”
赵成刚想狡辩，王钺就把截来的信件递了上去。看着信上自己的字迹，赵成 “噗通” 一声跪下，连话都说不出来。
最后，他被解除兵权，调去了南京城郊的粮库当闲职 —— 没杀他，却让他从手握兵权的将军，变成了管粮食的小官，这比杀了他还让他难受。
没有大规模的株连，没有无差别的抓捕，每一次出手都精准得像射箭，箭箭都扎在官员的要害上。
朝堂上的官员们虽然人人自危，却没人敢说半个 “不” 字 —— 皇帝手里的证据摆得明明白白，用的是大明的律法，走的是正规的程序，就算是最能挑错的御史，也找不出半点瑕疵。
清洗像一场大雨，把朝堂上的旧尘都冲得干干净净。原来那些空出来的位置 —— 户部的郎中、地方的知府、京营的校尉，很快就被
一批新面孔填满了。朱允炆没选那些资历深的老臣，而是从格物书院、营造司里挑了些年轻干吏。
这些人里，有个叫林墨的，之前在营造司管水利，因为提出 “分段修堤法” 把黄河的溃堤堵了，被破格提拔为山东按察使。
他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山东的税册重新核了一遍，查出十几个虚报灾情的县令，全给参了。
有人劝他 “别太较真，得罪人”，林墨却指着案头的《考成法》说：“陛下让我们来，是干事的，不是混日子的。”
还有个叫陈砚的，格物书院出身，懂算术，被派去管江南的盐运。
他到了盐运司，没先开会，而是把近三年的盐引账本全翻了一遍，用复式记账法查出里面的假账漏洞，还制定了 “盐引编号制”，每个盐引都刻上独一无二的编号，防止私盐流通。不到三个月，江南的盐税就比之前多了三成。
这些年轻人没有老臣的推诿圆滑，做事雷厉风行。
原来朝堂上的 “议而不决” 没了，取而代之的是 “今日议，明日行”；原来官员们的 “空谈新政” 少了，更多的是 “走基层，查实情”。有次早朝，讨论北疆的军粮运输，之前的老臣们还在争论 “该走陆路还是水路”，年轻的兵部主事李岩直接拿出了格物书院做的 “运输成本表”，把陆路的耗损、水路的时间都算得清清楚楚，当场就定了方案。朱允炆看着下面争论变少、实干变多的官员，眼底终于有了笑意。
这场清洗持续了一个月。当最后一个阻碍新政的勋贵被流放时，南京城的秋意也浓了。朱允炆站在乾清宫的露台上，俯瞰着脚下的紫禁城 —— 夕阳把宫殿的琉璃瓦染成金色，梧桐叶落在宫道上，被宫女扫成整齐的小堆，像极了被理顺的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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