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兵为将有’破了规矩,湘军只认他不认朝廷,这是‘权臣干政’的苗头。我当年反对王安石变法,不是反对‘变’,是反对‘用强权破制度’;曾国藩搞‘私兵’,就算初衷是平乱,也会乱了‘军归中央’的根本,长远看是‘埋祸根’——治国靠‘制度’,不是靠‘个人’,再能的臣,也不能破了规矩。”
方孝孺(明代·儒臣):“其‘尊儒修身’之德可嘉,其‘失节保清’之愚当醒”
“我以‘儒家正统、华夷之辨’为信仰,曾国藩以儒家思想治家、练兵,写《家书》传‘忠孝节义’,这份‘尊儒守道’的诚,比那些‘外儒内法’的官员强——他不像有的臣子‘空谈义理、行苟且事’,至少能‘以儒立身’,这点合我心意。
但他‘帮清朝续命’是‘失节’,明朝亡于满清,本是‘夷狄窃据中华’,他却帮清朝平太平天国、压汉人反抗,这是‘助纣为虐’!我当年宁死不帮朱棣写登基诏,为的就是‘守正统、不妥协’;他倒好,为‘忠君’忘了‘华夷之辨’,就算做得再多,也只是‘清朝的鹰犬’,配不上‘儒家名臣’的称号。”
王夫之(明末清初·思想家):“其‘务实干事’之诚可佩,其‘制度之盲’之憾当叹”
“我论‘天下兴亡’,主张‘改革需触根本’,曾国藩搞洋务、整吏治,想补晚清之缺,这份‘不空谈、重实绩’的劲,比那些‘漠视危局’的理学家强——他不像有的官员‘只知骂乱局、不干事’,是真能躬身入局,解当下之困,这点值得肯定。
但他看不见‘制度之弊’,只在‘赋税、军事’上小修小补,不敢碰‘君主专制、土地兼并’的根本,就算‘一条鞭法’能富国库,也救不了‘百姓无地、皇权专横’的沉疴。我当年痛斥‘君主私天下’,就是知‘制度不变,乱局难止’;他倒好,把‘修修补补’当‘救亡’,这样的努力,终究是‘隔靴搔痒’,救不了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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