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近代·思想家、史学家）：“其‘修身成事’之范可学，其‘时代局限’之憾当叹”
“我在《新民说》中倡‘新民、新国’，曾国藩是‘旧时代能臣的极致’——他出身耕读世家，靠‘日拱一卒’的坚持逆袭成‘中兴名臣’，既懂‘修身齐家’（《曾国藩家书》传后世），又能‘治国平天下’（平乱、洋务），这种‘全面之才’，在晚清找不出第二个。他的‘拙诚’——不投机、不避难，更是后世读书人该学的立身之本。
但他逃不出‘封建卫道士’的局限：他平太平天国，是为保清朝统治，而非‘救百姓于专制’；他搞洋务，是为‘补封建制度的窟窿’，而非‘建近代国家’。他像个‘勤恳的管家’，把快散架的清朝屋子修修补补，却没意识到‘屋子本身该换了’。若他能跳出‘忠君’的框，或许能推动晚清更彻底的变革——可惜，时代没给他这个机会。”
李鸿章（晚清·名臣、洋务派）：“其‘扛骂干事’之苦可感，其‘处世谨慎’之失当议”
“我与曾国藩有师生之谊，一辈子都在‘骂声中干事’，最懂他的难。他平太平天国时，被骂‘曾剃头’；搞洋务时，被骂‘崇洋媚外’；办天津教案时，被骂‘卖国贼’——这份‘明知会挨骂，还敢干实事’的担当，我最佩服。当年我办北洋水师、签不平等条约，也常想起他，若没有他当年打下的基础，我连‘扛事’的资本都没有。
但他太‘谨慎’，功成后主动裁兵、自污避祸，连洋务都不敢‘大声推’。我虽也懂‘藏拙’，却知‘乱世需掌权’——若他当年不裁湘军，多掌些实权，或许能帮我顶住保守派的压力，让北洋水师更强、洋务更顺。他的‘谨慎’，是‘自保之智’，却也让晚清少了个‘能扛住大局’的核心——干事的人，太怕‘功高震主’，反而成不了大事。”
章太炎（近代·思想家、革命家）：“其‘平乱之功’当认，其‘保皇之愚’当批”
“我反清革命，却不否认曾国藩的‘干事之才’——他能在清朝绿营腐朽时，练出湘军平太平天国，这份‘军事才能’，比清朝的八旗、绿营将领强百倍；他搞洋务，虽不彻底，却也是‘开中国近代化之先’，比那些‘守着旧制度等死’的官员强。单论‘能臣’，他是晚清第一人。
但他‘保清朝、反革命’，是‘愚忠’。太平天国虽有局限，却也动摇了清朝的统治；他平太平天国，是‘帮着专制王朝镇压百姓’，本质是‘维护腐朽统治’。后来他办天津教案，为保清朝，杀百姓、赔列强，更是‘牺牲民族利益换王朝苟安’。他越‘能’，对百姓、对中国的危害越大——若他能看清‘清朝该亡’，或许能成为‘救中国’的英雄，而非‘保清朝’的忠臣。”
商鞅（战国·法家代表）：“其‘强兵干事’之劲可嘉，其‘妥协之软’当弃”
“我推变法靠‘法不阿贵、令行禁止’，曾国藩能在乱世练湘军、平太平天国，以‘硬气’破困局，这份‘干事不避难’的劲，跟我思路相通——他若在秦国，定能帮我把‘耕战’之策落到实处，压服旧贵族，比那些‘畏难避事’的庸臣强百倍。
但他太懂‘妥协’，天津教案怕战就杀百姓、赔银子，办洋务怕非议就不敢碰制度，这是‘求稳失刚’。我当年为推新法，不惜‘刑及太子师傅’，从不在意‘非议’；真要救乱世，就得‘破局敢硬’，哪容得下‘畏首畏尾’？他缺的，是‘彻底变革’的狠劲，终究成不了‘定法强国’的柱石。”
诸葛亮（三国·蜀汉丞相）：“其‘临危受命’之忠可敬，其‘仁政之失’当警”
“我辅刘备‘兴复汉室’，靠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曾国藩丁忧期间‘墨绖从戎’，危难时扛起平乱重任，这份‘忠君报国’的诚，与我初心一致——他不像有的官员‘见乱则逃’，是真能为王朝‘赴汤蹈火’，这点我敬他。
但他‘安庆屠城’‘杀民息事’，违背‘仁政’根本。我当年治蜀，‘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却从不对百姓滥杀，反而‘务农殖谷，闭关息民’；曾国藩倒好，为速定乱局用‘酷法’，虽赢了战事，却失了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他连这点都忘了，就算平了乱，也守不住江山。”
王安石（北宋·改革家）：“其‘务实改革’之心与我同，其‘魄力不足’之弊当议”
“我推新法为‘矫世变俗、富国强兵’，曾国藩搞洋务、整湘军，想补晚清国力之缺，这份‘救时弊’的初心，与我如出一辙——他不怕得罪既得利益者，敢在‘绿营腐朽’时另练湘军，比那些‘苟且偷安’的保守派强；他能抓实务，从选兵到筹饷都亲力亲为，比那些‘只会写奏折’的空谈家实在。
但他‘魄力不够’，改革只敢‘修修补补’：办洋务只造枪炮，不敢改‘科举、官制’；平乱后为避祸主动裁兵，不敢借势推动更深变革。我当年推新法，虽遇阻力仍敢‘强推’，哪怕‘天下怨谤’也不回头；他倒好，怕‘功高震主’就自缚手脚，这样的‘改革’，终究救不了乱世——救时需‘破局之勇’，不是‘自保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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