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缺能打仗、能管后勤的人，要是曾国藩来帮我，让他带一支兵守关中，再管着粮草，我打项羽就不用那么费劲了。
汉武帝：“其‘务实干事’之劲当学，其‘妥协之软’当改”
“朕推推恩令、征匈奴，靠的就是‘敢碰硬、能扛事’，曾国藩跟朕很像——他丁忧时敢‘墨绖从戎’，兵败后敢重整湘军，这份‘不服输’的劲，比那些‘遇敌怯战’的软骨头强；他搞洋务（安庆内军械所）敢学西方技艺，比那些‘守着旧兵器’的腐儒有眼界。若他在汉朝，朕必让他任骠骑将军或大司农，要么帮朕打匈奴、拓疆域，要么帮朕整财政、强国力。
但他‘天津教案’太‘软’，怕列强就杀百姓、赔银子，这是‘丢了大汉的骨气’！朕当年派卫青、霍去病征匈奴，再难也不‘委屈求全’；派张骞通西域，再险也不向匈奴低头。真用曾国藩，朕得先敲打他‘君辱臣死’的道理，跟列强谈判要‘据理力争’，就算要打，也得让他们知道汉朝不好惹，别学那些‘怕战避祸’的庸臣，丢了国家的脸面。
他功成后‘裁兵自污’虽懂分寸，但朕不用他‘自污’——只要他敢干事、不谋逆，朕就给他足够的权和赏，让他放开手脚干，不用怕‘功高震主’！”
汉光武帝刘秀：“其‘稳局’之能可赞，其‘屠城’之过当责”
“我平定天下后，靠‘柔道治国’安民心，曾国藩能组建湘军平太平天国、稳住江南半壁，这份‘救乱世、保民生’的功，比那些‘只会避战’的将领强——若他在我朝，让他镇抚地方，必能帮我遏制战乱蔓延，让百姓早日安居。
但他‘安庆屠城’太残忍，城破后连百姓都杀，这不是‘平乱’，是‘嗜杀’。我当年破邯郸，虽灭王郎，却从不对降兵、百姓动屠刀；真用曾国藩，必严令他‘禁屠城、安百姓’，就算敌军顽抗，也得留条生路——治国靠‘仁’，不是靠‘杀’，不然再能稳局，也失民心。”
隋文帝杨坚：“其‘务实干事’之质当用，其‘洋务眼界’当学”
“我设三省六部、整吏治、强国力，就需要曾国藩这种‘不空谈、重实绩’的官——他办湘军从选兵到筹饷都亲力亲为，搞安庆内军械所敢试造轮船，比那些‘守旧避事’的庸臣强；他能在乱世中‘抓重点’，先平乱再谋发展，跟我‘先稳国再富民’的思路契合。
若他在隋朝，让他任兵部尚书或工部尚书，既能帮我整饬边防、应对突厥，也能推动器械改良，补隋朝‘军事工业’的短板。但得管着他‘兵权’，湘军‘兵为将有’的模式太危险，得把军权收归中央，让他‘只干事、不掌兵’，才敢放心用。”
唐太宗李世民：“其‘务实干事’之质当赞，其‘洋务之识’当学”
“朕靠‘房谋杜断’治贞观之治，最惜‘能臣’，曾国藩的‘踏实劲’，比朕手下不少臣子都强——他办团练不敷衍，打硬仗不退缩，搞洋务（安庆内军械所）敢闯新路，不是那种‘只会迎合’的软骨头。若他在贞观朝，朕必让他任兵部或工部要职，帮朕整军、兴实业，让大唐更富更强。
但他‘天津教案’办得太‘软’：怕打仗就杀百姓、赔银子，这不是‘以民为本’，是‘委屈求全’。朕当年打突厥，再难也不拿百姓当筹码；真用曾国藩，朕得教他‘外柔内刚’，既要避战祸，也不能丢了百姓的信任，这样才配得上‘能臣’二字。”
唐玄宗李隆基（开元时期）：“其‘练兵之才’当赞，其‘保守之弊’当改”
“开元初年，我靠姚崇、宋璟整军兴邦，最缺曾国藩这种‘能练兵、打硬仗’的将才——他把‘散兵游勇’练成湘军精锐，还能用儒家思想凝聚士气，比那些‘只会吃空饷’的将领强；他平太平天国后不居功自傲，反而主动裁兵，这份‘知进退’的分寸，也合我心意。
但他搞洋务太‘保守’，只仿造枪炮轮船，不敢学西方的制度、文化，这是‘只学皮毛’。我当年派鉴真东渡、引进胡商技艺，从不怕‘变旧俗’；真用曾国藩，得教他‘放眼看世界’，不光要‘制器’，还要学西方的练兵之法、管理之术，这样才能真正‘强兵富国’，别学那些‘固步自封’的腐儒。”
宋太祖赵匡胤：“其‘知进退’之智当赞，其‘洋务’之识当学”
“我靠‘杯酒释兵权’稳天下，最忌‘权臣掌兵’，曾国藩功高却主动裁兵、自污避祸，这份‘懂分寸’的智，比当年的石守信、高怀德还拎得清——若他在宋朝，我根本不用费心思‘释兵权’，直接给他良田美宅，让他安享晚年，君臣相安。
他搞安庆内军械所、仿造轮船，知道‘强兵先强器’，这份眼界比我朝那些‘守着冷兵器’的将领强。真用他，我会让他管‘军器监’，教工匠仿造西方火器，补宋朝‘军事弱’的短板，还不用怕他拥兵自重，这样‘用其才、防其险’，才是治国的稳妥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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